评德国新教传教士花之安的中国研究

花之安是19世纪德国新教传教士。1864—1899年,他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达35年之久。他以“文字传教”为工作重点,一方面用中文写作了若干宗教宣传品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读物;另一方面,他也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把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和他自己的认识介绍到西方社会。然而花之安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由于宗教偏见和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影响,花之安的中国观带有显著的帝国主义倾向,是西方列强征服中国的文化辅助工具。     

19世纪俄国官吏研究

19世纪俄国官吏队伍以世袭贵族和终身贵族为主,政府对官吏的选用有着严格的教育与考试规定。官吏的任职期限和晋升条件因其出身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只是到了1906年,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受教育原则才最终取代了等级原则。在薪金收入和财产方面,上层官吏与下层官吏相差悬殊。上层官吏以土地所有者为主,使农民改革阻力重重,并影响到资本主义发展。整个19世纪,俄国官吏队伍膨胀的速度数倍于人口增长的速度,官吏的无限增加和国家机构的恶性膨胀,使专制制度政治上更加腐败,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     

中华传统美德在东南亚华人中的传承和弘扬

华人流寓海外由来已久,但大规模移居东南亚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这是帝国主义在亚洲地区进行殖民扩张的产物,也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果。     

从同质社会到多元社会——二战后澳大利亚民族问题的由来

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的状况决定了该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进程。自19世纪以来,移民至澳大利亚的人绝大多数来自英国,从而使该国总体上保持着人口的种族单一性和文化同质性,“把澳大利亚建成一个白种人的社会”自然成为推动国家建立、发展的精神力量,因而到二战时澳大利亚总体上已成为一个基于不列颠价值和制度的种族、文化同质社会。但是,二战却成为了澳大利亚移民史上的转折点,它迫使澳大利亚实行大规模移民计划,     

记住过去，调和未来：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批判性分析

自从19世纪后期以来，历史书写已经与民族塑造融为一体。迄今为止，历史书写主要受民族国家的框架局限，同时又在塑造民族精神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近代东亚，历史书写与民族主义的密切关系还表现为另一个侧面——它也依靠官方历史编撰和王朝历史编撰的长期传统，在这一传统之中，一个统治王朝发起编修前朝官方历史的计划，以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有用的教训，     

12个毒药的故事——毒是双刃剑：量大是毒，量小是药

这个19世纪的骷髅瓶可以让在阴暗光线下翻找药物的人知道瓶中装着足以致命的内容。     

大熊猫是怎样被发现的

2009年2月26日,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柯高浩、柯文夫妇带着一份沉甸甸的文件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出现时,一份有关国宝大熊猫最珍贵的"出生证"终于"回家"了。正是这份"出生证"帮助大熊猫敲开了国际大门,     

“演”好自己

“就扮演你自己吧,别人都有人演了”。这句出自19世纪英国著名文豪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的名言一诞生,一百多年来便在地球上的各色人等口中,时不时的蹦跳出来,睿智与冷硬并重,劝喻兼嘲讽同时。     

戏剧颠覆戏剧

1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的戏剧作品《乌布王（Ubu Roi）》登上巴黎的舞台。当时他才23岁。这出“粗俗不堪”的恶作剧冒犯了当时高贵、文明的剧场观众,一度引起骚乱,之后被禁止演出,转入木偶剧场。如今,这个作品被视为开启20世纪现代主义戏剧的一员、超现实主义的先声。     

欧洲商贩的迁徙之旅

欧洲小贩业从出现那天起直到19世纪中叶走向衰落,都是以山区居民为主力阵容。随着持续的城镇扩张,到18世纪,形成了人口稠密的低地聚居区和山地之间的贸易路线,贸易分工也随之建立起来：谷物等较重的食物走海路;奢侈品沿着阿尔卑斯山等古老商路走陆路;驮着丝绸、贵重染料、靛青及金丝银丝的骡队走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