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笛张扬配琵琶——云冈石窟雕刻中管弦乐器组合的时代意义

在云冈石窟第9窟后室明窗西壁上,雕刻了著名的“普贤骑象”图。这幅作品高约2．4米,宽约1．6米,面面中心为骑大象的普贤菩萨行走于山峦间,左上角一身为普贤撑华盖的飞天,右上角引路者为一对分别演奏琵琶和横笛的飞天乐伎人。《法华经义疏》卷12中说：“普贤者,外国名三曼多跋陀罗。三曼多者,此云普也。跋陀罗,此云贤也。此十亦名遍吉,遍犹是普,吉亦是贤也……注经解云：     

东周时期岭南地区青铜礼器的价值和意义

《东周时期岭南地区青铜礼器的价值和意义》一文考证论述了出土于两广地区(广西、广东)青铜时代晚期大型墓葬的器皿、甬钟等青铜礼器。这些器物,绘出了各种青铜工艺制作的绚丽彩图,它们包括:1.黄河流域周代列国与长江流域尤其是楚国的青铜器物;2.与周室有联系的颇具地方青铜文化特征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诸国的青铜器物;3.东南亚地区青铜时代的器物;4.岭南当地青铜铸造作坊的器物。对出土于广西恭城秧家,广东肇庆松山大墓的一些青铜器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查阅核对了它们的器物图录,揭示了当地青铜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概貌。值得一提的是,在引入的器物与当地铸造的青铜器皿中,挑选了一些与当地陶器在功能意义上相仿,并折射了周代礼仪制度的礼器组合的青铜器物来加以论述。青铜器物和陶器制品的使用惯例与礼仪庆典颇有关联。在文化移入、融合、发展的历史记载中,从周朝皇室中心区输入的青铜礼器,对岭南地区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当地富豪贵族把占有使用青铜礼器视为操纵权势和标榜威望的象征,这一主要特征亦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印证:即当地铸造的青铜甬钟,并非像北方那样用于音乐演奏,而是出于豪门对权势的贪婪,刻意对北方输入器物加以改制,至使其物丧失了原型原貌,曾有专家认为,为了炫耀岭南当地名流富豪的社会地位与权势声望,他们竭力采用与此相应的青铜工艺铸品的改制措施和当地青铜作坊的仿铸技艺。此种探析,窥视了岭南地区在秦汉统一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地方文化历史发展的运行轨迹。     

试论《诗经》诗篇结构的"诗中有诗"现象

"诗中有诗"现象是指在诗篇结构内部组合有其他的既成诗篇。《诗经》的这一现象根源于当时诗篇在单位形态上具有的灵活性、相对性特点,并且关系到《诗经》诗篇在形成、编制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情形。"诗中有诗"现象与《诗经》学史上的"赋诗断章"、正考父校《商颂》、《武》诗篇章构成、"孔子删诗"等问题密切相关,关注这一现象有助于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多友鼎相关问题考证

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假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假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     

从青铜爵的来源探讨爵柱的功用

爵是夏、商和西周时期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爵柱的功能为何是许多青铜器研究者和鉴赏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本文根据对史前陶鬶的研究,认为爵、斝皆源于陶鬶,青铜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鬶”的流根处的“鸡冠形装饰”的演化,代表了“鸟冠”的意义。     

商代青铜兵器的分布格局简论

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工具①,备受学界的关注.随着商代青铜器的不断出土,学者们对其的研究亦日益增多.就现状而言,学者们对商代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铜礼容器的研究,对青铜兵器的兴趣则显得较淡.而作为"戎"事的物化形式,兵器亦与当时的政治权力、社会结构、生产技术紧密相关,对其的研究亦是意义重大.     

传世有铭铜器辨伪一则

青铜鹰首提梁壶出现于战国早期,但传世的一件铜壶(何壶)却铸有西周早期铭文。本文通过与该壶形制相类的铜壶以及铸有相同铭文的尊、卣相关特征的综合考察,推测这件被诸多著录书辑录的鹰首提梁壶很可能是一件作伪之器。     

陶寺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

1999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充分发挥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作用．与山西省临汾行署文物局合作,在陶寺遗址展开了新一轮考古勘探与发掘,于今年春季发现了夯土城墙遗迹。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领导、专家20余人先后到考古现场考察、研讨,一致认为新发现的夯土城墙属于公元前2600－公元前2000年间陶寺文化的城址,这是山西地区首次发现龙山时代古城址,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轻素结玉盒——元代范文虎墓玉贯耳壶的考古学观察

玉贯耳壶是元代范文虎墓中出土的精美玉器之一,自公布以来备受关注。该贯耳壶不但质料上乘、工艺精湛,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与同墓出土的玉素面带具、玉虎钮花押等一起,成为已往研究元代玉作的标准器具。同墓中的相关文物不仅说明墓主范文虎入元后曾进入国家高层核心官僚体系,并且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范氏个人的艺术品味。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证明玉壶的准确命名应该是"玉贯耳壶";同时结合范氏特殊的身份,可以认为这件玉贯耳壶是宋末元初江南地区玉作高手的一件杰出作品,功用则是盛放香料。当时文人官僚普遍有追随"文雅好古"的风尚,并从"仿古、摹古"到"习古",由此也揭示出宋代到元代仿古玉容器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嬗变的原因。     

湖南桃源出土战国彩绘陶器的科学分析

为研究湖南桃源县战国楚墓出土彩绘陶器的组成结构及保存现状,采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法(EDXRF)、扫描电镜-能谱法(SEM-EDS)、X射线衍射法(XRD)和激光拉曼光谱法(LRS)等手段对陶器胎体成分、表面彩绘、金属涂层等进行分析检测。结果表明:这批彩绘陶器胎体成分相近,为普通易熔黏土。彩绘陶器表面的红色颜料为朱砂(HgS),黑色颜料为炭黑(C)。在彩绘陶壶、陶鼎和陶敦表面发现金属涂层装饰,通过扫描电镜能谱和X射线衍射分析,确定涂层为单质锡,属于锡涂陶的范畴。同时红外光谱测试显示锡层内面棕黑色物质为生漆,可能混合其他胶结材料。以上结果为研究战国时期彩绘陶器,特别是锡涂陶的制作工艺及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