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地区龙山至夏时期的聚落与社会初论

文章通过对新华、石峁、木柱柱梁、神圪垯梁、寨峁等遗址的分析,初步研究了陕北地区龙山及夏时期的聚落与社会等问题。本文把这一时期的聚落分为三级,进行了聚落分类,同时通过墓葬研究对墓葬进行了分类和分级,并分析了当时的葬俗、葬仪、社会等级等,此外对石峁古城的性质进行了初步分析。     

变化趋势与空间差异——清代豫北水利问题的再认识

清代河南北部有相对较为发达的水利与农业生产水平。不过,对水利实际情况应当置于农业生产的利用中进行评价。不难发现,在人口增加带来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同时,豫北的水利随着水资源条件的恶化日益萎缩而越来越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并由此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在小型水利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对水利的分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选择。水利不仅取决于水资源条件,农业生产的需求对水利分配有更复杂的影响,对有限水资源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水利空间。     

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北大核心CSSCI

新近的植物考古工作表明,岳石文化农作物的比重高于非农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等,不同区域、环境、等级的聚落在农作物构成、生业经济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看,岳石文化农业经济在海岱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惟稻的出土概率在多数聚落降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局部地区稻作的弱势,与之相应,粟黍等旱作方式在多数聚落农业生产活动中得以强化。     

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前已经在治理黄河问题上有所谋划和举措。国民政府介入治黄的背景与其导淮政策密不可分。国民政府在黄河与淮河治理次序上先后经历了"淮黄同治"与"先淮后黄",而后迫于各方压力又不得不对"先淮后黄"的政策做出修正。国民政府介入治黄是宣示其对于孙中山政治遗愿的继承,也是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一定意义上还是整合黄河流域各军阀势力的一个恰当借口。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关系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导淮的同时不得不顾及治黄。国民政府各部会介入治黄,则怀有政治企图或有所束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在治黄问题上表现目标不一,政令多变,协调乏力,效果不彰。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的表现与特点,预示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亦难有作为。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是铜瓦厢改道后最大的一次黄河水灾。对于此次水灾期间的赈灾事务,学界以往甚少注意。实际上,此时以江南绅商为主体的民间力量自发组织动员的义赈活动,不仅承担了此次赈务中的很大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其实践逻辑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推进此前关于地方史研究取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反思。     

黄河边上的印象山西

这一期我们又见山西了。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是五十年前大导演苏里在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为人们描摹的美丽山西,一度是许多人心里的山西。不仅歌曲脍炙人口,生活在山西好风光里的年轻人改天换地的乐观主义也感染了一代人,山西成了人杰地灵好风光＋新思想新风貌的代言地,放在今天一准也是新农村的典范了。苏里后来又拍了《刘三姐》,广西的绝色风光跟三姐一样美不胜收,但多年后苏里依旧说,他对山西的一山一水怀有挚爱之情。     

北国江南，衡水湖

衡水在河北以水为名。在干涸的北方,自然水域惟有衡水湖和白洋淀依然碧波荡漾,成为了京津冀地区人们泛舟赏荷的好去处。作为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衡水湖还吸引了国内外许多环保人士前来考察。我生于斯长于斯,每年都要到湖里去十几次,她有太湖之浩渺,兼西湖之清丽,她的美要用心来体会。     

辽代琥珀来源的探讨

本文主要以中、西文献记载为依据,结合考古出土以及以往的研究成果,论证辽代的琥珀原材料很可能来自遥远的欧洲波罗的海沿岸.波罗的海琥珀由基辅罗斯北部诺夫哥罗德城,沿伏尔加河南下,到达地中海.再东经黑海、里海,达河中地区.然后经皮毛之路、丝绸之路进入辽境.     

汉简中所见的河西开发及启示

河西地区地域辽阔,土地广袤,我们的祖先从远古时期就开始开发这片土地,两汉时期,开发活动达到了一次高潮.汉代对西北的开发主要采取徙民实边和戍守屯田两种措施.我们力图从史书和汉简中找到一些原始材料,管窥当年开发西北的真实状况,为今天开发西北的活动提供一些经验及借鉴.     

唐宋西南、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

唐宋时期瘴气、瘴病主要分布于西南山区,瘴病主要分布于四川南部泸、黎、戎州一线、长江三峡地区、云贵高原及岭南广西盆地,瘿病主要分布于秦巴山区、川西北山区及长江三峡一带。本文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的考察认为,唐宋时期知识阶层经历了对以瘴病为主的地方性疾病由盲目恐惧悲观到不懈地探索及医学应对转变过程,其中对瘴气的地理学认识、瘴病的预防及辩证治疗最有成就,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西南、岭南地区地理复杂性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付瘴病方面士人积极进行移风易俗运动,从根本上倡导文明进步的应对观念行为,不仅对西南、岭南疾病地理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而且在应对以瘴为主的环境疾病,推动西南、岭南地区社会文明进步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