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

光绪二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光绪四年被内阁驳回;光绪十年,江苏学政陈宝琛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从祀孔庙,得到翁同龢、潘祖荫、孙家鼐的支持,但礼部仍然议驳;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次年复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礼部议驳;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次年九月得旨,命将三儒一并入祀。在顾、黄、王入祀孔庙的过程中,每次请祀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论,而正反双方的意见异同和势力消长,则显然与时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明代建都小议——读《明夷待访录·建都》

简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一文的主旨,结合儒学、风水学中择居观点对决定都城选址的因素进行探究并分析黄在文中的观点。     

严复与儒学

梁启超称严复为“近代西学第一人”,由于严复西学思想的突出而使人们忽视了对他儒学思想的研究。儒学对严复思想有着重要影响,严复思想的演进并不存在“离异”与“回归”问题;从严复具体的儒学观来看,他从未对传统化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严复处理中西方化关系的方法多样,在近代史上具有特色。     

“月令”语义文化溯源——《礼记·月令》解读

“月令”的现代语义与自然时令相关,表示每月的“气候和物候”,而其语义之本源关涉到社会政治,表示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月令”体裁形成于前文字时期,在文明之早期发展成熟。《礼记·月令》是古代“月令”体裁的代表性文献,它不仅记载了自然时序与相应的天象、物候,而且将人类的政治生活、生产习俗以及先民对自然朴拙而深邃的哲学思考蕴涵其中,是王者治天下、理万民的礼法经典,是嵌入宇宙时空的政治指南。“月令”话语叙述的重心不在自然而在人事,在《礼记·月令》中“令”指“政令”而非指“气候和物候”。     

东汉名臣杨震

现在的公仆们若都有惧"四知"之心,百姓之福!国家之福!中国在帝王统治的时代,不乏直谏之臣。他们认死理(儒学之理),撞着南墙不回头;他们绝对忠于君,也绝对严于己,戆直得令人起敬,也傻得令人叹息。有了他们,中国历史呈现出某     

陈琏《琴轩集》版本考略

正陈琏(1370-1454年),字廷器,别号琴轩,广东东莞人。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举人[1],历任:桂林府儒学教授、国子监助教、许州知州、滁州知州、扬州知府、四川按察使、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兼国子监祭酒,以南京礼部左侍郎致仕。还数度出任乡试及会试考官。他"徳行淳懿,文词典重",是明代初期典型的文官。一生著述颇丰,其《琴轩集》还是岭南明代初期的重要文集。关于《琴轩集》,杨宝霖先生考称:"《琴轩     

论唐代渤海国儒学文化教育

本文主要论述唐代渤海国儒学文化教育的宗旨、内容及其影响。指出作为唐王朝地方政权的渤海国,不仅在政治制度等方面仿效唐朝,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学习唐朝,将中原的儒学文化作为其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不仅促进了渤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快了渤海人汉化的过程。     

读《宋明理学概述》札记

钱穆先生在此书中的创见是将宋学与理学区分开来并考镜源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宋代学术演变,尤其重视初期的宋学;另一个创见便是大力论述宋学的根本是儒学而非佛学。     

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与宋代儒学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在宋代以前的地位一直隐而不显,他的地位甚至不及周公、颜回,至多与荀子比肩齐名,然而到了宋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从此确定了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原因之一,就是孟子为宋代儒学走出困境、完成儒学的转型,不仅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提供了方法的支持。     

傅山的学行与儒学

明清之际,学坛群星璀璨,傅山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被史家喻为“学海”,言其学在诸多领域博大精深,且长期受到识者的关注与研究。在清代,他的遗文一直被辑佚编纂,对其学术领域的创造性以及坚苦持气节的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在近代,尤重其开创诸子学研究、倡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爱国情操,并揭示他的思想中蕴藏着可贵的早期启蒙精神。但近代以来在总结古学中,批判儒家旧礼教之弊时,产生了对儒学有失公允的评论,从而将明清之际一些学者的思想,与儒学绝对地对立起来,忽视了傅山思想与儒学紧密联系的这一重要内容。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考察和阐述,藉以说明傅山思想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