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

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学者均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这一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三大学者的经世致用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其直接性与外显性;二是反映出强烈的爱国意识;三是代表着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四是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分析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朦胧曙光。     

论20世纪初越南汉学之发展——以《游学报》为例

20世纪前20年,汉学在越南被称为“Hán h.c”（汉学）,偶被称为“Trung h.c”（中学）,由于该国悠久的儒家科举历史,“汉/中学”被认同为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说。20世纪初,越南汉学史的研究从越南的“本土叙事”出发,可以有效避免任何忽视现实多元性的宏大叙事。按照这一思路,本文通过中圻（保护地安南）阮氏王朝（Nguy n court）赞助出版的新闻简报《游学报》个案研究,集中探讨儒家伦理在20世纪早期越南的传播。为了使安南在技术上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化,同时又不触及其政治制度的基础,阮氏王朝利用这份简报作为论坛,宣传根据西方哲学和伦理道德解释的儒家价值观,以使其青年精英在海外学习期间远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     

人物·文献·制度——地域儒学研究路径及其传承机制

人物、文献、制度三个层面既是主流儒学史研究的基本路径,同时也是构成地域儒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地域儒学传承正是此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某一地域历史上各个阶段儒学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只要三个层面其中之一存在,该地该历史时期的儒学传统就不会间断。通常认为的儒学高峰期,无非是国家制度完备、儒学文献丰富、儒学大家辈出的时期。而处于儒学低谷期时,往往文献凋落、人物不显、制度断层。此三层面决定着地域儒学传承脉络,也构成了地域儒学研究的三个维度。     

重读《乐记》

《乐记》是一部怎样的书?《乐记》是一部论"乐"的专著,据诸家考察,《乐记》成书于秦汉,全书23篇,内容大至包括"乐"的产生、"乐"与思想情感的关系、"乐"与美的关系、"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乐记》到底是先秦人的     

说黄宗羲《明儒学案》晚年定本

清康熙三十年前后 ,《明儒学案》出现了两种有重大差别的版本 ,即郑性刻本(简称“郑本”)和贾润、贾朴父子刻本 (简称“贾本”)。道光初年 ,又出现了调和郑、贾二本的莫晋刻本 (简称“莫本”)。《明儒学案》的三种不同版本系统由此形成。过去 ,学术界普遍认为郑本是众本所出的善本。本文通过对郑、贾二本次序、案题、内容等方面的详细比较分析 ,证明郑本乃作者初稿 ,贾本各方面均优于郑本 ,应是郑本的修订本 ,亦即黄宗羲的晚年定本 ,于现存诸本中为最善。今天使用《明儒学案》 ,应以贾本为准。莫本正确地采用了贾本的内容 ,但次序、案题从郑本则未妥     

东西文明的融合与亚太经济的发展——亚洲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原因新探

几年前以儒家文化解释亚太经济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人认为：“基督教文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贡献,类似于儒家文化对亚洲资本主义的贡献”,之后,调子完全变了。一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说：亚洲金融风暴标志着儒学价值观的破落。儒家文化对亚洲经济奇迹的作用到底如何?儒家文化是否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负责?这些问题引发了笔者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探讨亚洲经济奇迹和金融危机的原因。     

试析隋及唐初的儒学统一

南北朝时期南北儒学如双水分流 ,又互相影响 ,彼此修正。南方儒学在周隋之际北传 ,曾一度风行河洛。在唐初大一统的背景下 ,孔影达兼采南北 ,加以折衷 ,主持修订了《五经正义》,完成了儒学的统一。     

明代宁夏儒学

“谨庠序之教……颁(通“斑”)白者可不负载于道矣。”孟子注重学校教育,只是从道德上强调其重要性。而明代宁夏(今银川市,《弘治宁夏新志》、《万历朔方新志》均为“城”)的儒学,就不只因为“地虽用武,而人不可不知礼义也”,并且已上升到“成人才,厚风画(通“化”),实本于此”“文武一道,学校之所教者,非特诗书礼乐,虽干戈羽鸾亦在焉。虽有事出,征受于学”^①。这在当时,不能说不是真知卓见;即使今日看来,也不能说不具“素质教育”的意味,恰为当时人李维桢所说：“取士     

由儒学神化看《五经》特点

儒学神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政治现象，它根源于先汉《五经》，又创造了不同于先汉《五经》的新儒学体系。它依据自身神化的理论需求和《五经》的特点，在神化的过程中，直接吸收了《五经》之一的《春秋》理论，又委婉地排斥了其它四经，完成了儒学在西汉的神化。从儒学神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考察儒学《五经》，既能全面考察《五经》的特点，又能全面认清儒学神化与《五经》的关系。     

陈琏《琴轩集》版本考略

正陈琏(1370-1454年),字廷器,别号琴轩,广东东莞人。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举人[1],历任:桂林府儒学教授、国子监助教、许州知州、滁州知州、扬州知府、四川按察使、南京通政使司通政使兼国子监祭酒,以南京礼部左侍郎致仕。还数度出任乡试及会试考官。他"徳行淳懿,文词典重",是明代初期典型的文官。一生著述颇丰,其《琴轩集》还是岭南明代初期的重要文集。关于《琴轩集》,杨宝霖先生考称:"《琴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