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复社《留都防乱公揭》事件新议

《留都防乱公揭》(以下简称《公揭》)事件是晚明复社与阉党斗争的重大事件,是复社驱阮运动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影响晚明政治至深至巨;后又成为《桃花扇》的重要关目,甚为治明清史者所关注,被称为研究南明史的基础(邱荣裕:《晚明复社发布〈留都防乱公揭〉始末及其影响》,《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7年第15期)。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此一事件的认识仍有较多模糊之处。尤其是     

浅谈儒学玄学化问题

东汉末年,中央政权统治腐朽,俨然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权威性,再加上名不副实的现象严重,两汉经学的束缚力逐渐衰弱,经学考据以及谶纬神学逐渐被世人所厌恶。出于对传统经学思想的怀疑和批判,促使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于是玄学思潮应运而生。值得一提的是玄学并不是远离现实政治跟社会的学说,它的产生及内容与政治的统治有关并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王尧礼：儒学在贵州的传播与教育发展

在中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传入贵州主要依靠儒学教育,但贵州的儒学教育却比中原地区差不多晚了一千年。     

德川日本心学运动中的中国因素——兼谈“儒学日本化”

18世纪德川日本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心学思想,名为“梅岩心学”或“石门心学”。本文首先对中国及日本的两种心学历史作一番概观,以了解我们将要探讨之问题的思想背景;进而将梅岩心学置於日本近世儒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指出梅岩心学的核心命题“由形之心”、“形直是心”显示了其思想的独创性,而与中国心学重在揭示良心本体的理路有很大不同;其次对心学运动中遗留下来的《讲学日志》这部民间文书进行了考察,从中了解到石门心学在民间的讲学活动及其特色,并揭示出日本心学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中国因素;最后作为余论,对“儒学日本化”的问题提出若干看法．     

佳作赏析《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由黄俊杰先生13篇论文集结而成,讨论的问题相当集中：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和对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细细读来,犹如前朝故臣谈事论心,温雅沉实,余昧深长。余冠英视黄俊杰先生为海外“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或许并非偶然。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当然与历代儒者不断地出新解于陈编之中有关。这种对儒学的诠释与再诠释,构成了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现象之一。作者特别注意近千年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区儒者对儒家经典或概念之重新解释,如在德川以降日本特殊的时空脉络之中,整个日本社会都受到儒学文化的深巨影响,故近世日本汉学思想史上有所谓“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华夷变态”的讨论。这既显示出长时段的（跨越千年）、跨国界的（中日韩等东亚地区）思想史研究的宏阔视野的可贵,也在对东亚国家的文明演进模式与互动机制的探讨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长,以此为基础对东亚思维方式与特质的研究就相当有说服力。     

贵州古代教育发展述略

贵州作为具有古代明的中国的一部分,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解放后陆续发现的数十处古人类化遗址证明,从远古的时代开始,贵州高原就已经成为华夏先民生息、繁衍的重要场所。     

汉代琀玉和握玉

西汉初年政局渐趋稳定,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到西汉中期已有所发展。当时汉武帝加强了中央统治力量,罢黜百家而独尊儒学。先秦时期儒家的“君子贵玉”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还提倡孝道等伦理道德,厚葬的习俗大为流行。汉代的皇室贵族等上层阶层的人们生前佩玉,死后也用大量的玉器随葬。这时期的玉器制作因此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汉代用玉不仅数量多,种类也颇多。前朝的礼仪用玉逐渐减少,而开创了新的玉器类型,如玉剑饰、韘形佩、“翘袖折腰”的玉舞人等装饰用玉开始盛行。特别是丧葬用玉显著增多。当时的丧葬用玉主要有：玉衣、玉九窍塞、玲玉、握玉及玉面饰等。     

简论儒学与佛教的衍变及融合

儒家思想化和佛教思想化在各自形成发展过程中,通过自身的衍变以及相互的排斥与渗透、斗争与融合,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中华化,为中华传统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