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正由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和贵阳市政协主办召开的《彰显贵州独特优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2014年4月11日下午在观山湖区贵阳喀斯特公园举行,会议邀请了省市领导及专家学者对如何弘扬王学在贵州的独特文化优势,将传统优秀文化转变为一种内生的源泉动力做了讨论。会上范同寿、何光渝作了精彩发言,本刊特刊登两位学者的发言稿,以飨读者。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谈化文化时,应该从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功能。秦汉以后的主流文化,受     

论《儒藏》"史部"的分类问题

《儒藏》是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由于儒学自古无“藏”,因此儒学文献也还没有自己的著录体系。四川大学所承担的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儒藏》编纂”,采用“三藏二十四目”的《儒藏》分类体系,对儒学史文献进行全面的省察和系统归类,对《儒藏》“史部”文献则用“孔孟类”、“学案类”、“碑传类”、“史传类”、“年谱类”、“别传类”、“杂史类”来进行分类编纂。     

倡导儒学精神 建设和谐社会

吴光。1944年10月生。浙江淳安人。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班毕业。曾任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现任该所研究员,兼任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专家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等职．2005年聘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梁漱溟与冯友兰晚年的一次会见

梁漱溟、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两个耀眼的名字,两人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年龄相近,冯友兰生于1895年,梁氏长他两岁;同为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旧人”,梁漱溟1917年受蔡元培之邀入北大教印度哲学,冯友兰则在此前两年考进北大学习中国哲学;同为     

日本是第二个罗马（小中华）吗？——18世纪德川日本“颂华者”和“贬华者”的问题：以中医和汉方为主

16-18世纪,日本从一个地方武士特权阶层和首都贵族主导的社会,变成了新兴商人和平民逐渐掌握权力的商业化社会。一部分以教授汉文为生的儒士,凭藉其文化优势占据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虽然有“颂华”和“贬华”腔调之分,但实质立场都是试图将儒学从中国背景中剥离。从而把中国古代圣人之“道”日本化。另一部分以中医谋生的儒士,在其医学研究中体现了清代学术的影响,比如新汉方考证派的兴起。总之,相比兰学对日本现代性影响被过分夸大,本文认为儒学影响了18世纪日本的走向。     

以仁爱为德育内容 提高青少年道德素养

青少年的教育问题成为目前学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共同关心的问题。然而,在青少年教育问题中道德素养是教育工作首要解决的问题,它是教育工作的生命线。我国青少年德育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针对现状分析了问题的成因,结合儒家思想的仁爱理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师者有道

<正>在中华文明的思想史上,朱熹是可与孔孟比肩的儒学巨匠。他与程颐开创的程朱理学,影响了其后中国800年的历史。思想的光辉,在他睿智的眼神里传遍整个神州大地。     

一代儒生王莽的帝王之旅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几经沉浮,但从诞生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为统治者重视,拿来惠民或愚民。然而放眼中国帝王史,却没有一位帝王由始至终全身心地将儒学奉为治国平天下的救世良方,儒学始终作为一种协调利益,缓和矛盾的手段为统治者操纵与摆布,甚至因帝王个人的偏好,儒学某些与时代背离的主张片面的恶性膨胀,弊端丛生,为后人诟病。     

汉初儒学的历史命运

儒学自先秦初创到汉武帝时期被定为官方统治思想，走过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由于汉代儒生的不懈努力和对儒学的改造融通，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儒学本身道德教化的政治伦理及其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儒学的政治实用性成为其从备受冷落而走向繁荣的主要缘由。     

论儒学管理思想中的人才激励机制

作为治国理论,儒学可以被阐释为一种管理思想。儒学管理思想中主要运用社会理想、君子人格及情感这几种手段来对人才,特别是对管理者进行激励,这种激励机制固然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激励面狭窄、忽视物质激励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