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鸦片

和珅,这个大清国乾隆王朝最大的贪官,所保持的两项世界性纪录至今无人能破：一是权势之大的纪录无人能破,直至和珅获罪,乾隆对其重要的封官就达47次,最后官至大清国首席军机大臣,其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可谓空前绝后。     

日本侵华的鸦片战略

鸦片战略 以毒制华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行为的简称。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订这个政策时一箭双雕,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以毒制华”构想。推行是由当时的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的行政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易名作“大东亚省”。     

抗战胜利后广州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若干活动

1945年底,广东省保安司令韦镇福,指令该部少校军械官刘兆权组织便衣特务队,以刘为队长(化名刘德威),任务是防范及制止中共及民主同盟的活动、缉捕汉奸、查缉私运鸦片。该队表面上受参谋处情报科领导,实际上是归机要室主任黄力行掌握指挥。特务队的一切行动,都由黄力行以电话向刘兆权指示,如属机密活动则由黄亲自面示刘办(该黄力行表面职务是保安司令部上校督察,实际身份是军统局广州站站长)。     

严复与鸦片

通过分析严复的英文日记和账本等史料,可以得出严复至死未能革除吸食鸦片这一不良习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舒缓病痛;严复自入仕以来收入颇丰,吸食鸦片的开销只是占家庭开销的一小部分而已;鸦片影响严复仕途发展说不能成立。对于仕途不顺的根本原因,当事人自己的反思是最深刻、最合理、最可信的。严复晚年在与亲友的书信中,将早年的仕途多荆棘归咎于自己以前桀骜不驯、率性而为、好论人非,甚至到了晚年还在吞食早年种下的"恶果"。     

19世纪爪哇鸦片走私中的华侨包税商

结合19世纪末华侨因为参与鸦片税收承包与鸦片走私成为社会舆论批驳焦点的史实,阐述和分析了爪哇鸦片的输入与鸦片包税制的确立、爪哇鸦片走私的兴起以及华侨鸦片包税商在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原因。认为华侨并不是爪哇鸦片走私的唯一参与者,欧洲人、欧亚混血儿及爪哇本土人常常是他们的合作伙伴;无论鸦片税收承包还是鸦片走私,最终的受益者都是荷兰殖民统治者;华侨包税商在荷属印尼历史上所扮演的任何角色都是由荷兰殖民统治的利益所决定的。     

19世纪60—90年代鸦片、洋布洋纱输入和相关国情

晚清时期,进口洋货的两大宗是鸦片和洋布洋纱。将鸦片输入和洋布洋纱进口两个问题一并讨论,可给研究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鸦片输入和洋布进口的终端都在居民消费。鸦片合计值和洋布进口值分别使中国经济链出现年均35089418关两、23537093关两的裂缝,相当于产业投资减少。与实证结果相关的国情揭示出开口通商、产业兴衰、关税差异、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国际霸权、国内专制、官场腐败等政治问题。     

重庆市禁绝鸦片及烟民施戒缉捕情形相关文件

抗战时期,为改善陪都重庆市政,蒋介石先后下发了不下百余道手令,1939年5月30日划重庆为绝对禁烟区域令即为其中之一。①禁绝鸦片涉及烟户调查、土膏禁售、烟犯缉捕、烟民施戒等诸多事项。此组文件反映了重庆市政府、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禁烟委员会、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办理此案的情形。     

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鸦片毒化政策演变的剖析

日本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东北进行鸦片贸易并从中获利,尝到利益甜头的日本便着手用毒品来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毒化政策便从中国东北开始全面实施。而在此过程中,毒化政策几经演变,从专卖到断禁再到全面放开鼓励种植,隐藏其背后的是日本为了配合侵华政策而不断改变毒化政策、虚伪贪婪、巨大利益驱使的真实面目。     

日伪的毒品政策与蒙疆烟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由向中国输入鸦片逐步发展到在中国占领区大量种植鸦片,1936年前后蒙疆地区被强迫大面积种植罂粟。1939年到1945年,日军和伪政权通过调整鸦片政策,实行清查制、“大鸦片政策”,致使蒙疆地区鸦片烟毒极度泛滥。日本侵略者利用毒品这把双刃剑,在把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大烟鬼”、亡国奴的过程中,不断膨胀着长期占领中国、奴役中华民族的狂妄野心。一方面制造着荼毒生灵的罪恶渊薮,一方面满足着侵略者掠夺占领的强盗欲望。日伪在蒙疆推行的毒品政策,是蒙疆烟毒的祸根,是日军在精神上侵华、彻底灭亡中华民族“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吴望伋禁烟

烟毒不仅新中国严禁,就是在清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也是禁止的。清朝的有识之士当时曾指出国家三害：“鸦片、八股、小脚”,烟毒即居其列,而民族英雄林则徐大刀阔斧地禁烟,更被载人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