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日遗址石棺葬文化族属探讨

本文通过对宗日文化石棺葬的浅显认识,初步探讨了宗日文化石棺葬发现的意义及其族属问题,认为宗日遗址石棺葬的创造者是羌人。     

鸦片战争后中国海防建设迟滞原因探析

鸦片战争时期,前线将帅在与英军接仗以前,都对以众击寡,以逸待劳,以主待客等古老战略战术原则和战争形势充满胜利信心,只是在经过战场较量之后他们对于英军“船坚炮利”才有了真实体验,大多改变了看法,主张仿造西方船炮,“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后方官绅缺乏战场体验,在战后多数仍然停留在战前的认识水平上,他们把清军的失败完全归咎于前线将帅指挥无能和军队缺乏训练,未能正确估价武器装备优劣对于战争结局的影响,不愿坦然承认落后挨打的事实。由于“师夷制夷”主张未能得到朝野确认,军事工业近代化因此迟迟不能启动。     

夷夏新辨

“华夏”族群的形成或出现 ,与“华夏”概念的产生当有所区别。族群的形成是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 ,观念的出现与形成标志着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西周时期的“夏”的观念事实上与春秋文献中的“夏”、“诸夏”、“华夏”所指并不一致。西周时期的“夏”所包涵的地理概念是指周人以宗周 (关中地区 )为中心的活动区域 ,并非指中原地区。“夏”所代表的文化族群观念则是指周人与周文化。自宗周倾覆 ,平王东迁洛邑之后 ,“夏”的地理和文化概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自春秋始 ,“夏”与“中国”指中原地区以姬姜为主、居住着大量殷遗的各诸侯邦国。伴随着一统观念的形成 ,此地理文化概念乃逐渐形成为民族认同的“华夏”概念。本文认为周人“华夏”观念的形成 ,不应该否认有其被动的一面 ,从西周的以夏自居 ,到春秋的包容诸夏 ,以及夷夏之分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周人在华夷杂处 ,王室播迁之后所产生的忧患意识。     

苏州状元谶背后的环境变迁

自宋代以来,苏州地区长期流传着"潮过夷亭出状元"的谶语,并且屡有应验。这一文化现象虽是地域文化发展的结果,但也有着深刻的环境变迁背景,它较为精确地反映了娄江水利形势的历史变迁。在文献丰富的江南地区,类似材料亦不少见,显然,深入发掘、利用此类文献材料,将有利于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归义军曹氏时期的鸟形押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敦煌文献中至少有23件文书涉及鸟形图案签署和画押的痕迹,除去3件是杂写鸟形押外,其他20件出现于公元10世纪的官方档案、行政文书和书信当中,是反映曹氏归义军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若干细节的重要信息。鸟形押的作用和意义并不限于节度使签名的一种形象图案,很大程度上它是曹氏家族统治敦煌的一种强化手段,也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的一种标志性符号。鸟形押的使用,有可能与敦煌地区流行的飞鸟意象及鸟占卜有关,也有可能是曹氏撰写的一种鸟书书法形式。     

神人纹双鸟青铜鼓的铸地

神人纹双鸟青铜鼓是目前仅存的两面商代青铜鼓之一,鼓上独特的神人主题纹、特有的辅助鱼(形)纹和虎首纹的形样,以及其中所具的文化内涵与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器物有着明显的同一性,因而我们认为其应是江西地区所铸.弄清了此面青铜鼓铸地,将会促进对新干大洋洲器物的认识.     

修志诗词二首

<正>偶 书休说书生是楚囚,拥书十万胜封侯。胸中万水千山乐,麾下千军万马道。一屋阶梯连日月,几仓稻麦满洋洲。友朋时聚泛舟去,志海无涯尽兴游。     

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在中国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化外交的转型时期,以其独特和前瞻眼光来看待中外关系。其外交思想中的近代意识表现为对传统夷夏观的突破、对近代西方外交观念、外交礼仪的吸收、接纳,以及创办近代外交机制的努力等内容。郭嵩焘的近代外交意识,对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鲁北地区发现龙山文化古城与古史传说中的夷夏交争

鲁北地区发现四座龙山文化古城址,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推定这四座龙山城址是分属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根据陶鬲炊器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之后曾沿黄河故道向东传播,故提出山东地区发现陶鬲,乃由河南豫西地区传播而来,论定鲁北西部三座龙山文化城址晚期。乃由豫西徙入鲁北地带的“鬲族”所占有。通过有关史料分析,肯定鲁北发现四座龙山文化城址中淄、(氵弥)河以西三座城址晚期易主,与古史传说中的夷夏交争吏实有关,或曾为随夏王室东渐鲁北一带斟姓诸部所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