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任情之风对谢氏家族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世家大族的崛起,各个家族都或多或少的有自己的门风。门风的存在是客观的,以当时吴郡的土著高门顾、陆、朱、张而论,即有“张文、朱武、陆忠、顾厚”(《世说新语·赏誉》第142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书版本下同不另注)之说。而当时的一流高门王、谢家族,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儒、道"耻辱观"之比较

耻辱观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表现形式。当人们在社会上的贫富强弱尊卑的差别出现以后,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施辱,就使弱势群体感到羞耻。先秦时期,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对待耻辱有不同的理解和应对态度,即有不同的耻辱观。儒、道两家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他们的社会人生观也截然不同。今就儒、道两家的耻辱观进行比较研究,以就正于学术界的同仁和方家。一儒家学派的耻辱观礼、义、廉、耻皆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把“耻”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论语.子路》记载: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     

北方辽金遗址出土定窑平底碟初探

平底碟是晚期定窑瓷器中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器型,也是最传统、最保守的一种器型,自北宋晚期以来直至金代,平底碟在各地不同时代的早晚均有发现,体现了一定的演变规律,这也为我们整体上探讨其发展演变提供了可能.对其进行探讨,从中也可以体现同时期整个定窑器物演变上的某些线索.     

韩国学者论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

对于朝鲜半岛的学者们来说,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渤海国是朝鲜国家,并千方百计从新罗国与渤海国的关系中找到所有一切能证明它们是同种国家的事实(注8,第9页;注7,第344页;注9,第29页;注4,第334页;注5,第42页).所以,他们把新罗国和渤海国存在的时期称作南北国时期(注7;注10,第66页;注8,第12页;注5,第39页;注6,第67页).然而,由于所有的事实全都说明新罗通常把渤海国视为敌国(注8,第31页),韩国学者开始强调高丽承认渤海国这一事实(注7).     

《法苑珠林》与君臣观

隋唐时代,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在中国佛教史上达到了顶峰.如果说唐代佛教繁荣的标志是其思想内涵的丰富,那么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类书在佛教典籍中的使用.类书体例自魏晋南北朝出现后,在佛教典籍中也逐渐兴起,许多高僧大德的著述使用了类书体例.     

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承秦汉杂述及地理志书的基础上,进入了中国古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繁盛阶段。在国家分裂,朝代更迭的背景下,各种方志层见错出。计有:"记"、"志"、"录"、"传"、"赞"、"图"等多种体例的方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现象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有紧密的联系,结合时代特点来考察此一时期的方志,才会在总体上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缅甸殖民地时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本文认为,在缅甸历史上,以土地私有权为基础的、以租佃关系为特征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对当时缅甸农村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也是导致领导缅甸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民族主义者们,在独立以后不久即在缅甸推行土地改革和后来选择"缅甸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川武胜嘉陵江打捞出水的铸币材料

2006年9月10日下午,四川省武胜县沿门镇泰山寺村嘉陵江上北滩段的挖沙船在江中挖沙作业时打捞出23件块状和棍状金属物。经市文物专家鉴定,这批出水的金属物应属于明清时期铸币的铜、锡坯锭。由于所见铭文不完整,故无法鉴定其出处。根据现场打捞出水情况,疑为运输沉船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