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乔治·芬利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其巨著《希腊史》中提出了古典文明于公元3-8世纪期间缓慢衰亡的学说,认为专制政府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沉重财政负担是导致这场衰亡的本质原因,并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现实与未来的历史预言。乔治·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客观历史作用的理性分析修正了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偏颇观点。他关于罗马帝国后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著名的皮朗命题存在相通之处。他试图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决策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则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西方微观史学对宏观叙事的构建

微观史学通常被认为与宏观史学相对立并因此被视作“碎片化”的代名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微观史学家在专注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在积极地构建宏观的历史叙事。他们提出了“正常的例外”和“可变的尺度”两个概念作为其宏观叙事的理论根据,并通过个体与社会的关联性、象征性隐喻、追随、深描、比较等方式在研究实践中建立起微观史与宏观史乃至全球史之间的联系。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与其所处的多元主义学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特别是与全球史学相融的事实,对于我们走出“碎片化”的历史,以及确立一种辩证多元的历史认知模式具有启发意义。     

实物、图像与文本:宋元时期的墓葬神煞

墓葬神煞泛指古人丧葬观念中墓葬内外各类吉凶神祗.中古时期墓葬神煞观念的流传通常有实物、图像、文本三种可视物质媒介,包括俑像、画像砖、壁画、葬书、文书、石刻等多种形式.宋元时期相同的神煞名目、相似的神煞形象,亦可分属于不同的观念系统乃至其他观念体系,从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蕴含着差异与变异的墓葬神煞观念并非一以贯之的稳定系统,分析其所表现的连续与断裂、碰撞与调和、误解与再造,得到的是多重语境的观念史.     

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监军”、“都监”诸问题

前贤在论及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时,依据的史料多是《续通典》卷33《职官十一》,由于其史源为《辽史·百官志》,又《百官志》的记载存在各种问题,从而误导了对辽代军事监察制度的认识。辽朝建立了一套完整周密的军事监察制度,至少有行军监军、招讨司监军、驻军中的监军三种类型。监军的职责主要为监督地方官、管理驻军,有时亦亲自带兵执行作战任务。辽代方面性军事机构,如统军司、招讨司等,因带有军管性质,故其监军有时亦负责民政事务;根据辽代凡有军队之处,无论是行军还是驻军,皆设有监军这一特点,对《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监军"、"都监"的记载重新进行审视。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货币结构体系与金融发展的历史透视——第18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中国货币金融史”专场讨论侧记

2018年7月29日至8月3日,第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国际经济史学会发起三年一届)在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召开。此次大会由国际经济史协会主办、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等承办,来自全球1000多名学者出席该会,除了开幕及闭幕2次全体大会学术报告(plenary session)外,在5天的会议中,按照讨论的专题共设203个并行举行的会议专场(parallel session),主题涵盖十分广泛。     

黄金之丘(Tillay Tepe)出土钱币研究——兼论大月氏钱币史

一综述1978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阿富汗北部希巴尔甘城(Sibergan)不远处的黄金之丘发现了六座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初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物以金器为主,共有两万多件。1985年,此次考古发掘的领队维克多·沙里阿尼迪在列宁格勒以德文出版了本次考古的考古报告集《大夏黄金》(Baktrisches Gold )[1].     

《日本侵华史研究》获“市社科系统会刊一等奖”

在2014年度南京市社科系统学会“达标创先”活动中，由中国日本史学会日本侵华史专业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和纪念馆联合主办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刊物，荣获2014年“南京市社科系统学会会刊评审一等奖”。此前，该刊已于2012年、2013年连续荣获“南京市社科系统学会会刊评审特别奖”。     

《金瓶梅》中的工艺美术史料概述简

《金瓶梅》反映了明代市井小人物的家庭生活，在大量的细节描写中，涉及市民阶层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蕴含着大量的工艺美术史料，其中关于衣服和日用品的描写，对于研究中国工艺美术史和中国古代设计史、服装史有重要的意义。     

“冷战国际史论坛”首届学术年会综述

2011年12月12日至14日，首届“冷战国际史论坛”学术年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举行，来自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50多人与会。校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出席开幕式并代表华东师大对与会者表示欢迎和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