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

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可以分为整体地理环境和中心地理环境。前者指文明整体能力所及的极限地理范围,后者指文明主体的主要活动区域。从这两个角度分别进行比较,将有助于解释希腊和中国文明侧重于陆地或是海洋发展的原因。     

海岱地区与中原文明起源新探

大量田野考古资料表明,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两者互为渗透,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从而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逐渐从多源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统格局。     

青花仿明八宝双耳宝月瓶

清,乾隆。高34.5厘米,口径5.8厘米,足径8.5×12.5厘米瓶直口,短颈,溜肩,颈肩相交饰对称绶带耳,扁圆腹,腹中心凸起呈球状,椭圆形圈足。通体以青花为色,口部绘变形莲瓣一周,莲瓣内绘八吉祥纹饰,腹两侧各绘缠枝花四朵,足墙绘缠枝灵芝纹,足内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     

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     

拍后综述

北京翰海备受海内外艺术市场和业内人士瞩目的翰海春拍活动,经过6天的预展拍卖,最终以4.5亿的上佳业绩于6月25日晚在北京嘉里中心圆满落幕。     

土族『阿寅勒』的起源

土族的"阿寅勒"就是村庄的意思,凡村庄都有共同的起源和相近的演变史",阿寅勒"也不例外。本文从神话、民俗和考古的角度,谈谈土族"阿寅勒"的起源与演变的历史。     

华山玫瑰燕山龙—彩陶与玉器的对话

彩陶与玉器是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起源史中重要的文化特征。本文以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为中心,探讨了史前时期中国南北、东西地区文化交流、融合在彩陶与玉器相互关系上的反映。进一步说明彩陶与玉器组合背后的精神内涵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深远影响。     

中国山羊的起源与扩散研究

家养动物的起源与扩散与农业起源、古代贸易、文化交流密切相关,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山羊(Capra hircus)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为早期人类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奶、羊毛和毛皮,在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中国,由于早期动物考古研究的局限性,动物考古学家并没有仔细区分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绵羊和山羊,而是笼统地以羊来代替,导致我们对山羊在中国的起源、驯化及其传播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本文系统整理了中国古代遗址中出土的山羊资料,同时结合现代山羊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以及古代山羊的古DNA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山羊的起源与扩散过程,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     

我在1978年遇到的三件大事——八十抒怀系列之五

我在"文革"中改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为响应毛泽东研究"四大起源"的号召,探求天体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人类起源,1978年初,中国科学院筹办《自然辩证法研究》月刊时便把我借调了过去,住在科学会堂周边的北京友谊宾馆里。邓小平伸出两根指头当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领导吩咐我参与编写与会专家的发言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