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遗迹中混合人骨最小个体数和原始人数的估算方法——以扬州市第三布厂东汉J66出土人骨为例

考古遗址或法医现场中常见破碎且混杂的人骨,对混合人骨的个体数量进行估算,既可以窥探古代人群的行为信息,为古人口统计学提供数据,也可以从大规模灾难事件中识别受害者,为法医判断身份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分别使用传统法最小个体数（MNI）、分区法最小个体数（MNI）和林肯指数（LI）三种方法,估算扬州第三布厂东汉时期水井（J66）出土混合人骨的最小个体数和原始死亡人数,结合骨骼破碎程度和骨骼代表指数评估三种方法的优缺点。     

唐代西州沟通周边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

西州（今吐鲁番地区）是唐代我国沟通西方,以及西方通达我国的重要门户。本文利用实地考察资料、历史文献和出土文书,逐一考证和论述了西州与周边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基本再现了唐西州与周边地区主要交通网络的原貌,对研究唐代经营西域及唐代西州的商贸和宗教文化活动多有补益。     

荣宝斋木版水印制作技艺

正木版水印技艺是荣宝斋在传统雕版印刷(公元868年)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发展起来的。木版水印这一名称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荣宝斋根据这门技艺的生产方法和用料特点而创造出来的,用以复制古今名家书画作品,向中外人士介绍中国名家书画艺术。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记录了我     

试论骨臼刻辞的顺序

骨臼刻辞的刻写有先后顺序,有的骨臼刻辞是史官名先刻写,有的骨臼刻辞是其他内容先刻写。研究骨臼的刻辞顺序,有助于释读骨臼刻辞。     

藏族传统法律制度的特殊性——骨系继承

藏族传统法律制度是在藏区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性质的社会政治制度之一,与其他地区的社会制度有共同的特性,也有自身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其中,骨系继承与其本身的藏族传统文化相联,总是有着一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源于藏族人对血缘关系的认识,以及将它渗透于藏族传统法律之中。本文就此做了初步的探讨。     

中文图书在版编目(CIP)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就笔者在日常工作中所遇在版编目数据中数据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并对存在的数据问题,提出了合理的改进与提高的对策。     

宾组大字骨版刻辞研究

对于学术界瞩目的宾组大字骨版刻辞,本首次指出,它们多数是占卜祭祷仪式上的用物而不是在这些骨版上进行占卜的记录。这意味着我们对殷墟甲骨刻辞取得了一种新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对某些刻辞材料的使用方法应有所改变。     

内蒙古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七郎山墓地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五号乡东四号村东约1.5公里处,墓地东南距旗政府所在地科布尔镇约36公里.墓地坐落在七郎山山前的缓坡地带,东倚主峰,西邻峰前平原.1995年-1996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博物馆和察右中旗文物管理所联合对该墓地进行了50余天的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20座,其中土坑侧穴墓18座,土洞墓2座,共出土随葬品45件(套).根据七郎山墓地墓葬形制上的特殊性及随葬品组合关系,发掘者认为,该墓地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因素是来自于扎赉诺尔一类的早期拓跋鲜卑遗存,甚或可以进一步认为,七郎山墓地是拓跋鲜卑遗存:最后根据器物特征将其年代定在“定都平城”前后,即公元4世纪末-5世纪初①.该墓地的发掘对于综合考察内蒙古中部地区的鲜卑文化及其形成机制,以及与周邻地区其他部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追求 新境界 新进步——甲骨文断片缀合不断取得新成果

"随着甲骨学研究的深入,不仅要求甲骨文的材料要多,而且还要求材料要‘全’。所谓‘全’,就是把原来本是一版,残碎后著录在不同书中的甲骨缀合起来,使它们‘重聚一堂’"。"甲骨文经过缀合复原的处理,才能找出各辞之间的相互关系,恢复当时的卜辞文例等等,从而成为我们认识商代社会的     

《临晋县志》民国版影印出版

为弘扬“资政存史、引领教化”的功用,加强对古籍资料的保存和传承,临猗县志办于2012年初,影印出版了民国版《临晋县志》一书,该书由临晋县长赵昌燮主笔。据考,《临晋县志》创修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至民国九年（1910）。共纂修六次,其中,明代所修的两部县志已散佚无存,清康熙版县志也未见传世,现留存的有清乾隆版《续修临晋县志》八卷,光绪版续志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