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若干理论观点与编纂实践相悖的思考

方志概述设置及编写、大事入志宏观把握、政绩入志、不注引录书目、民国纪年与公元纪年混用诸问题,志界同仁中有些理论观点与编纂实践相悖。本文对若干理论观点与编纂实践相悖的现象进行分析归纳,并结合作者方志编纂实践的体会阐述具体处理原则与方法。     

"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2月16日至17日,"民族志·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成功召开.这次大会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民俗文化普查与研究中心、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     

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一、三次研究高潮与三次学术研讨会中国边疆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优良的传统、丰硕的成果,可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来概括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在研究、总结前辈研究的历史遗产后,认为自19世纪中叶迄今,中国边疆研究曾出现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     

尹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尹达先生占有重要的一页。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里,他追随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坚定信念和在历史科学理论研究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如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具有鲜明针对性的阐述,对历史研究与社会责任相统一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怎样改变了中国史学面貌的阐述,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与历史科学的理论创造之关系的阐述,在今天仍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看懂菜单其实很简单

对法文一窍不通的观光客到了法国,面对法文菜单,往往遭遇读天书般的尴尬,其实只要略经指点,就会知道法文菜单也没什么大不了。     

法国新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评《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

在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法国社会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著作《法国当代史：身份与变化》。它谈不上是法国史学的伟大著作,但由于它由七位具有法国共产党背景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史学家集体撰写,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较为系统地阐述法国近现代史,这就给我们了解法国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也使我们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法国“新史学”的浪潮中遭遇的困境和他们的坚持有了重要的认识。     

1921～1931年湖南党员群体试析

<正>湖南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湖南的先贤们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救国的道路。1921年7月21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而湖南的党支部则于同年10月在长沙建立。随后党支部迅速发展,革命力量得到了空前壮大。湖南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从湖南走出去的共产党员更是震撼了整个中国,     

方志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正>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     

“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8月20日至2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共同主办的“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大学召开。包括日本、韩国、美国在内的国内外学者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收到论文八十余篇。这次会议是中外史学理论学者的盛会,也是史学理论学者与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学者的盛会。     

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