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研究”反思：以太平天国与客家的崛起为话题

本文说的“客家”,不是对世间客居人群的泛称,而是一种学术专名,用以特指历史上在赣闽粤边区化育成型的汉族新兴民系。客家学大师罗香林曾经指出：“客家是五代后新兴的民系,自赵宋至元,为婴年时期,自朱明至清初,为童年时期,自嘉道至现年,为少年时期,……嘉道以后,世局日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我们为什么移译《封建社会》？

马克&;#183;布洛赫是我国学术界熟悉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家,他的《法国农村史》等重要著作早已被译介给我国读者。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封建社会》中译本,可以使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布洛赫的史学思想。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封建社会》以“总体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比较研究等诸多研究方法,对西欧封建社会做了超迈前人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研究方法祓年鉴学派的几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对国际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封建社会》一直在推动着国际学术界对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为了使我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封建社会》这一史学名著,我们邀请几位学者从相关角度笔谈该著作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希望这一著作的出版和笔谈有助于我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需要向读者特别说明的是,学术界对封建社会的有关术语的翻译在习惯上有所不同。如,在现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中,“封土制”一般译作“采邑制”,“封君封臣关系”译作“附庸制”或“附庸关系”,“封主”译作“领主”,“封臣”译作“附庸”。这些不同译法属于约定俗成,并无涵意上的差别。参加笔谈的各位学者因各自的习惯不同,在这些术语的使用上也有差别,我们在编辑时没有强求统一。另外,笔谈文章中凡《封建社会》中译本的引文,只注页码。     

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交锋--对新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论的评论

蒋大椿先生提出的“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发展史上．是一种全新理论形态的历史观。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还是对于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来说,它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由于评论者悬置客观实在的现实社会和历史,沉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建构起来的文本世界,加上评论者和蒋大椿先生之间在探索的问题、言说的平台和所处思想时段等方面的差距,因此,他们没有能够发现蒋先生的真问题和《思潮与发展》一文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综览目前公开的评论,只能说这是一场极不相称的客观世界与文本世界之间的交锋。     

历史学的观念、方法与特色

进入近代以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清末以来中国历史学逐渐进入了现代化的过程。历史学的现代化有以下六个特征。第一,在指导思想方面,从为统治者“资治”转变为探求社会发展规律,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第二,在形式上,从以纪传体为主,其他特色鲜明、分工明确的本末体、编年体、年谱体等传统体例并存,转变为以章     

也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始于国民党“一大”,但在这之前,国民党早期领导人关注马克思主义,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同,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国共两党早期领导人在革命斗争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情意,并且在许多方面有过合作实践,这一切都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     

全国世界史各学会会长会议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4年3月6日至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全国世界史各学会会长会议暨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     

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

自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西方的历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 ,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这种新的史学研究实践通常被称为“新社会文化史”。本文考察了“新社会文化史”产生的背景 ,其理论基础 ,它对历史学带来了何种冲击和影响 ,并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哪些新领域 ,提出了历史学研究何种新方法。文章也对新社会文化史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提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并作出我们的选择。     

形态历史学方法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自然科学中的地学、植物学和人文科学中的语言学已有的形态学方法可以应用于历史学.形态历史学方法的要点在于:对历史客体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的区分,用过渡带概念取代边界概念;对历史系统内个体作比较研究,通过维的研究对历史客体作发生学的探讨;对历史系统的构成的研究等.     

漆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漆侠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不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尤其是宋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建树丰硕,而且对于史学理论与方法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见解:对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史学功能等史学本体问题提出看法;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分析审查,强调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提出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研究方法,考据方法是基本方法,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考据方法的建设;强调了历史研究主体的素养特别是“史德“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献身史学的治史精神。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论文史关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和白寿彝等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史关系问题作了现代解答,将其内涵拓展到四个方面,即:史学与文学的学科性质及其关系、史学与文学认识(思维)形式的异同及相互关系、文史撰述的异同、史家文学性的才能和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探讨为中国现代史学领域文史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