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最好的大学校长材料

罗家伦比傅斯年小一岁,迟一年入学,迟一年出国留学,本行专业也是历史学。他们是五四运动的两大学生领袖,当时出足了风头,傅斯年洋洋得意地认领陈胜,那个吴广,无疑应该是罗家伦。     

从着装变化看中国的现代困惑

3月15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杨奎松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从着装变化讲述中国大陆的现代困惑,以下为演讲摘录。     

新左派理论大师安德森

此生有幸,在求学路上一直得到名师指点。上世纪90年代初远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竟得以成为当代著名史学家、社会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入室弟子。     

双面苏荣

初到江西,苏荣笑称自己只是一个新公民,在公开场合,他更是有揭露潜规则的勇气。他说,“现在有少数领导干部是典型的两面人,在台上人前是正人君子,满口马克思主义,在台下人后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敢做。”最后,他把自己变成了他当初反对的那个人。     

强奸与纸老虎

我们对强奸的认识,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对应的关系,而且对这样一种关系的分析,可以帮助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全球化的时代,重新定位自己。     

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

今年7月1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张闻天逝世30周年。回顾历史,这位老革命家在上世纪30年代党的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为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为实现党的战略转变和全民族的伟大抗战,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然而遗憾的是,关于他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内所任职务却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混乱。1979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张闻天追悼大会上所作的悼词中,明确宣布遵义会议选举他为“党中央总书记”;而到了1982年党史部门却又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另外的指示要求将其改为一种含混的称号,叫做“负总责”;而今…     

不深化改革 中国就没有出路

2005年,既是我们年初确定的“改革年”,也是所谓的改革“攻坚年”。从已经过去一年的实际情况看,尽管我们攻坚的主要目标——“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效果不是太理想,但其它不少方面的改革进展还是比较大的。例如：全面取消了在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颁布了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积极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规范化,以及下决心启动了多年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等等。但是这一年,也是改革共识明显比较缺乏的一年。除了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否应该推进产权改革继续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看法以外,对一些长期已经明确的原则,如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改革的主要方法是否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分配制度改革是否应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质疑。特别是对过去改革的一些重要方面,如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等,究竟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还是基本失败了？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汪精卫的汉奸之路

汪精卫叛变投敌,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投敌的原因、情形等,随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死亡,成了众说纷纭的不解之谜。陶希圣,算得上汪精卫的左膀右臂,逃敌复归,对汪精卫和自己的行为留下“毒酒论”之说：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又索性喝下去。     

历史的进步与退步:以"大一统"观念为例

2005年10月15日—16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天津联合举办“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论坛”。“论坛”特别注重中国传统社会演进的重大问题、基本脉络的认识把握与理论提升,以及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议题大多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科研中值得深思的共性疑难,故与会者唇枪舌剑,彼此交锋,讨论非常热烈。还在相互论难中迸发出不少智慧火花,提高和升华了理论认识。争鸣议论的热点主要是:历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理论范式的清理与建构,包括唯物史观、文化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与变迁,例如唐宋变革、文明冲突与中华多元一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集团、分层及利益冲突整合等等。与会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五朵金花”之类的单调理论范式,在具体深入的断代研究和专门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倘若仅仅满足于断代或专门的具体研究,局限性较大。只有具体研究与基本问题探讨共同发展,相得益彰,才能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现将与会专家的代表性论说荟萃如下,以飨同好,以飨读者。     

郭沫若的王安石研究及其特色

郭沫若是我国现当代著名的诗人和作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革命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建树卓著,被誉为"我国现当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郭沫若集·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同,第1页).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上,第4页),提出了我国封建社会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即所谓"春秋战国之际封建开始说")等学说,并将曹操、武则天与王安石等历来争议极大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从封建史观下解放出来.郭沫若对王安石研究着墨不多,主要有三篇,即<王安石>、<王安石的〈明妃曲〉>与<读〈随园杂记·评王安石〉>.(分别见于郭沫若<历史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同,第153页;<沫若文集>卷一三<天地玄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以下同,第408～412页;<郭沫若集>,第581页)前者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而论,后两者是针对王安石诗文而言.郭沫若是一位文史兼通的大家,对王安石政治与学术的评论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可惜,学术界研究对此注意不够.研究郭沫若史学者,如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巴蜀文化研究基金会编撰的<郭沫若史学研究>(成都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叶桂生与谢保成所著的<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53页)等,在讨论郭沫若"人民本位论"时,附带提到郭沫若对王安石的态度,极为简略.而研究王安石变法者,如李华瑞所著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0页),也只是提及郭沫若评价王安石的基本立场.至于郭沫若研究王安石有哪些内容,有何特色,学术界并未涉猎.有鉴于此,略陈浅见,以引起大家对此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