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发展研究的鼎力之作--评《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并把如何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阐释和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逐步形成了全面、系统、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学习并研究这些理论成果,分析并把握其相关的实践史实,无疑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各族人民解决民族问题及和平与发展的良好愿望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对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探索——胡耀邦如何看消费

二战后,先是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以后,则是波兰、匈牙利、捷克,乃至苏联等国家,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东欧某些国家的改革,对我国改革初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人还以他们的改革为榜样。     

世界史体系的创新和世界史学的重建

20世纪80年代风起的“全球史观”,以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一体化发展为主线解释世界历史,较为准确地勾画了世界历史大潮的一般流向,并且避免了用国别史范畴的概念去说明世界史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的弊病,更加科学地发现和说明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规律。但是一元论的线性思维模式仍然限制着全球史观的发展,使之只能对世界的整体化发展做出说明,却无法解释世界历史进程还有一个由整体到分散的碎裂化过程。     

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傅斯年与“科学史学”派

科学史学派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本文认为它的崛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大规模引进有关。体现着历史学由作为启蒙思想载体的进化论史学向作为特殊的认识工具的科学史学的转变。傅斯年在科学史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和组织作用。     

20世纪世界历史体系的多样性与编纂实践

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曲折发展,可以看到,我国的世界历史工作者在世界历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在世界通史编纂实践方面的发展总趋势——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否定“西欧中心论”,承认文明的多样性,逐步确立“全球史观”,并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存在的文明的发展与交往。     

盐城二乔——胡乔木与乔冠华

一位是有“中共第一枝笔”之美誉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乔木,一位是有“外交才子”之美称的名国际问题评论家和外交家乔冠华。这两位为世人耳熟能详的中共才子,都深得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赏识。两位盐城老乡曾相继步入清华园,由相识到相知,从此结下深厚的革命友情。他俩后来长时间失去了联系,未料竟不约而同地同时用起了“乔木”笔名！由此,他们便给日后中国的坛和政坛留下了一段关于“乔木”重名的趣事佳话……     

十年磨一剑 意欲启山林——评《史学学研究》

有无完善的学科自身理论,是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史学年龄不小,却是一个未长大的孩童,何也?原因即在于它没有建立起像经济学、法学、教育学,乃至文学、美学诸学科那样的系统化学科自身理论体系。以往学界人士喜欢自诩：“自从拥有唯物史观,历史学变成了真正的科学!”这里姑且不论历史学在本质上有没有成为“纯科学”的可能,即便有,也绝非仅有唯物史观就够了。     

“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昆明举行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和云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主持下,“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于2005年8月23日到26日在昆明成功召开。参会的60多位代表就唯物史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就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达成共识。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