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的国际战略在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分析的重点包括这个国际战略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针;对第三国的政策;对九国公约与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相互关系的应对。文章提示:日本最初在国际战略上采取了不刺激第三国的方针,以期将战争限定在中日两国的范围内单独解决。但是,它的实际行为同它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不自觉地步步推动美国和国际力量走向援华抑日。在深陷困境之后,面对欧洲局势的变化,在对"东亚新秩序"的执着情结和对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大东亚新秩序"的期待心理的推动下,日本决策层在国际战略上与中国殊途同归,确定了"国际性解决"中日战争的方向。随之,其不仅拒绝退出中国,且进一步结盟德意,刻意通过南进收一举多得之效,从而把战争从中国扩大到东南亚和太平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文职官员在很多场合冲到了军人的前面,反映出日本决策背后的深刻背景。     

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法国的宫廷大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克劳德·得·塞瑟尔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动,提出了系统的"新君主制"学说.在肯定君主制的价值时,他鼓吹"王权神授",但却着重于从人性的角度来强调君主制的优越性.在对"明君政治"的憧憬中,他界定了一些君主应当遵循的政治行为规范,特别强调君主实施仁政,建立各等级之间的"和谐"秩序,并提出了等级变动的合理性.同时,塞瑟尔主张君主让各等级代表参政议政,建立"君主咨政会议制".他还提出"有限君权"的主张,力图以教会、"正义"与国家法令来遏止君主的暴政.此外,他还要求君主灵活地进行外交,积极进行殖民扩张.塞氏的政治学说充满着"过渡时期"社会所赋予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但受时代变迁的感召与人文主义的熏陶,他突破传统的藩篱,提出了适应民族国家发展与新兴资产阶级成长之需要的"新君主制"学说.他的政治理想,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趋势.     

论日欧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频繁使用的外交形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也日益突显出其独特作用,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脑所接受,冷战约束后,首脑外交更加趋向于公开化,制度化,全球化,在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铁三角同盟（日美欧战略三角）也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向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本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键日益密切,日欧间首脑的频繁互访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外交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后现代思潮中,对美国外交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从解构主义层面看,学者们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关注"认同政治"主题,深化了对美国外交之国内文化因素的研究。在后殖民理论层面,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印度学者提出的"庶民研究"方法的运用,刷新了关于美国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后现代理论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运用有着学术上的积极意义,但少数后现代论者关于美国外交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激进主张,也引发人们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事实证明,这些激进论者没有领会并贯彻后现代主义平等、宽容的人文主义精神实质。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以外交谈判为中心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大国制衡与争锋、小国图存与发展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十分激烈,且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而与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华夷观念是外交博弈的基本理念,但并非固化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特征并因时变化。在华夷观念下代表着等级制国际关系的名分是外交博弈的首要目标,利益是外交博弈的核心诉求,其背后都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外交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综合实力,同时受到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产生一定影响,但对大局影响有限。北宋外交博弈既有历史共性,也有多国体系下的特殊性。     

毛泽东“三个世界”外交战略划分理论与中国国际地位的跃升

毛泽东主席于上世纪7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外交战略划分。该理论的提出,成为当时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它对打破当时僵死的"两个阵营"世界格局,对我国国际地位的跃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本文从分析"三个世界"外交战略划分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原因入手,着重探讨它对当时新的世界格局的促成和中国国际地位跃升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现实意义。     

“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作为新中国的开国总理,周恩来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保持着稳定从容、幽默风趣、洒脱自如的做人处世风格,不论在多么紧张的时候,也不论遇到多么麻烦的对手,周恩来总理都能以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化解矛盾,挥洒自如,再顽固和狡猾的对手,在周恩来总理面前都无法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恩来应邀访问前苏联。在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晤时,周恩来义正词严地批评赫鲁晓夫正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     

“纵横讲堂”第五讲 吴思科：我所亲历的中东外交

2014年5月9日上午,高级资深外交官、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先生掬临中国文史出版社,为全体员工举行“我所亲历的中东外交”讲座。吴特使曾任中国驻沙特、驻埃及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首任全权代表,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等职,2009年起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在40余年的中东外交生涯中,吴特使亲历了许多中国在中东外交方面的重大事件。     

中俄伊犁交涉清廷成功原因探析简

俄伊犁交涉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从《伊犁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可以看出清廷也丧失了一部分领土和商业权益,但这一条约的签订也不失为晚清外交史上的成功案例。在整个交涉过中,清廷反俄势力的推动,曾纪泽优秀的外交才能,清延恰当的外交策略,清廷收回主权的决心以及俄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等发挥了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