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极其珍贵的金匾名碑

1999年6月,山西临猗县博物馆获悉大阎乡罗村村民朱竞惠家中,收藏有其祖父朱枫宸德行金匾及墓碑,该碑刻与金匾,大都出自民国时期军政要员之手,实为罕见的珍品。于是,派员前往考察,并征集收藏保护。     

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

公元3世纪初,曹操禁止厚葬。属厚葬之制的墓前立碑,也在禁断之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禁碑”。碑禁导致了墓志的盛行,但是,公元3—6世纪每当皇权不振之际,士家大族往往擅自立碑,所以西晋、东晋、南齐、梁朝的君主又多次申饬碑禁。禁碑与立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皇权与士族、政令与习俗之间的矛盾。梁朝时,武帝好古尚文,朝廷大立碑石,吏民有所奏请,亦许私家立碑。梁朝的私家立碑在朝廷的管制之下盛行起来,化解了禁碑与立碑的冲突。隋朝明确规定依官品、名望听立碑碣,禁碑时代于是结束。     

从国山碑的开发谈对石质文物的保护与管理

国山碑是现存最古老的封禅碑之一,又是我国江南地区记录地震的最早资料。近年对国山碑的开发,为石质物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何遂《丛台集序》碑述略

丛台全名“武灵丛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公园中心地段,是公园内的主体建筑,省级重点物保护单位,为战国期间赵武灵王——赵雍在位时期所建,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赵武灵王建台的目的,是为了观看歌舞和大型的军事操演。传说当时台上有天桥、雪洞、花苑、妆阁诸景,以结构奇特、装饰美妙而名扬列国。     

唐代海东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以崔致远《唐新罗朗慧和尚塔碑》为例

本以《海东金石苑》中崔致远《唐新罗朗慧和尚塔碑》为例,梳理出唐代海东石刻献的三个方面史料价值,即记载当时新罗相关国是、弥补佛教灯传典籍的不足与记录新罗僧人在中国广泛交往的史实。     

关于“唐碑亭”即鸿胪井碑的几个问题

日本对渤海史的研究启始于本世纪初的日俄战争。第一篇文章是关于旅顺口的“鸿胪井碑”。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鸿胪井碑”与战后发现的贞惠公主墓志、贞孝公主墓志就成为研究渤海史的重要金石文献。但是,“鸿胪井碑”现深藏在日本皇宫内,人们看不到。所以关于“鸿胪井碑”是个什么样子,碑文书写在碑石的哪个地方,总是弄不清楚。笔者有幸在近年新看到了关于这个碑石的资料,以此为素材,再次探讨“鸿胪井碑”的实体,及应给与什么的历史评价。     

北魏茹小策合邑一百人造像碑考

北魏茹小策合邑一百人造像碑,题记有结社,设盦,供奉火臤的内容,刻有圣火祆神图像和女神像,反映出6世纪初内入柔然人聚落信仰祆教的历史。     

略述嘉峪关“天下雄关”碑的位置变迁

嘉峪关“天下雄关”碑由肃州总兵李廷臣1809年视察防务至嘉峪关时书写而成,后来镌刻成碑,立于嘉峪关东坊一里道左,即现在东闸门东南处。1842年,林则徐一行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日“天下第一雄关”,又路旁一碑亦然。说明此时的“天下雄关”碑已移至西门外。本文依据文献资料论证了嘉峪关“天下雄关”碑位置的历史变迁。     

忧患遣怀，浮沉寄兴--浅析翁同龢碑画诗的抒情性

翁同龢的碑画诗大多抒写国家忧患和人生浮沉,真挚典雅,有强烈的抒情性。翁同龢碑画诗的抒情方式主要是直抒胸臆,内容以抒发个人志节、感慨时事为主。另一种抒情方式是托物寄兴,主要是慨叹宦海浮沉。翁同龢碑画诗的抒情性不仅折射了晚清的文化记忆,并且是我国传统诗歌纵向演化的投影。     

武景碑与东南亚古史研究

武景碑是19世纪后期发现于越南芽庄的梵文碑铭。虽然学术界有诸多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该碑撰写于公元三世纪,与同时期南印度的梵文碑铭拼写类似,是东南亚地区最古老的碑铭。武景碑梵文书写流利,语法精准,说明该碑是由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所撰写。武景碑是印度婆罗门为本地的释利摩罗王室家族撰写,铭记该王室对神的捐献功德。武景碑体现出东南亚"印度化"早期印度文化阶层与本地政治首领结合的特征。武景碑所在的芽庄地区长期由占婆人占领和居住,但在三世纪时,这个地区不属于区连所建立的占人国家林邑所控制,而可能属于南方扶南人的势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