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伯簋铭文新释

自柞伯簋铭文公布以来,"两派"学者对柞伯世代、"小子"称谓问题争讼不已,其症结在于双方据以立论的前提(即都认为柞伯可以被王称作"小子",王讲话的对象中有柞伯)不可靠。重新审视这个前提,并系联静簋、令鼎等铭文后不难发现:王口中的"小子""小臣"很可能与静簋铭文中的"小子""小臣"身份相当,"小子"应是初学射艺的年轻贵族,"小臣"则是学射于学宫的王之近侍,王的讲话是专门对他们的叮嘱、激励之词,而非对所有参加射礼人员而言,更与柞伯无涉。     

爯簋铭文与西周家族组织形态及管理

爯簋铭文"■"字当读作"师",可训为"长";比照宗人簋、姬季尊等铭文资料可知,"师倗"一语可视作"厥师曰倗"之省辞,即某组织首领私名曰倗,倗负责遣氏家族采邑逆地"小子"之管理。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关系为:遣氏夫妇为遣族族长与宗妇;器主爯是遣氏新立分族之首领;以倗为首的31家小子,与分宗立氏的分族组织如遣仲、遣叔者不同,是遣氏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人身受遣氏宗族尤其是宗妇遣姬之支配。遣氏宗族内宗氏、分族界限清晰,是西周贵族大家族组织层阶化特点的体现。"小子"是"宗氏"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于分族,尤须注意。周代类似遣氏之世家大族,各类家族庶务须由专人管理,家臣员额较多,层层统属,最后统辖于宗妇之手。此类家族管理形式,亦有助于对周代国家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解。     

邢侯簋与西周服制——兼论西周邢国始封地望及有无“迁封”问题

邢侯簋铭对于研究西周王朝服制及邢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簋铭所记西周时期邢侯对周朝王朝的主要职责记载于平定戎狄,稳定西周王朝在北土的统治。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初期邢国始封之地就在今河北邢台市一带,学术界流行的西周邢国迁封说,缺乏考古学方面的证据。     

唐兰对石鼓文的研究及其相关问题

唐兰先生在20世纪40-50年代两次刊布对石鼓文的研究成果。从石鼓文的内容、语汇、字形、书法等方面推定其时代当在战国中叶秦公簋之后、诅楚文之前。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认为,由于唐文对关键句子“天子□来,嗣王始□”的误断,导致唐氏对石鼓文绝对年代的误断。本文指出,目前所刊布的新成果、新认识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要修改唐兰先生已有的结论,材料尚不充分。     

陇县新发现的鸟纹方座簋

在为纪念陕西历史博物馆开馆十周年举办的《陕西省新发现文物精品展》中,展出了一件陇县图书博物馆1998年10月征集的鸟纹方座簋(见封底)。这件方座簋保存完整,花纹独特,不仅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在我们认识方座簋及宝鸡地区青铜器的特点方面也有很重要的价值。     

霸伯簋铭文校议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霸伯簋铭文涉及西周时期盐卤和丹砂的物流交换,对铭文的研究揭示了西周时期晋南地区各种势力对当地重要资源的控制情况,有利于了解西周王周内部诸侯、邦伯的关系。     

快意湖北

湖北是个快意的源泉地，走在荆楚之地上，人会油然而生些许贪恋的心绪。 贪恋这里曾是屈原的楚国，文明灿若繁星，张扬到了极致，也绚烂到了极致，着迷于楚地的青铜，丝绣和漆器，更不用说《离骚》和《橘颂》，那基本上就是气节与浪漫的双重代言；     

鹿邑长子口墓出土文物举要

河南省鹿邑县人清宫是中国古代伟大哲学家老子故里,1997年底,考古工作者发现并发掘了一座古代大墓。根据出土文物铭文判定,墓主名长子口,是商末周初长国之君。长子口墓是在黄淮流域目前发现的最大一座商周墓葬,也是我国发现的一座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商末周初大墓。长子口墓位于鹿邑县城东5公里的太     

仲爯父簋铭文所见人物关系与宗法史实——兼论“南申”“西申”的名号问题

南阳出土的西周晚期仲爯父簋,其器、盖铭之间存在异文,一作“南申伯大宰仲爯父厥辞”,其余三件则作“仲爯父大宰南申厥辞”。通过语法结构的分析和对比可知,两种句式的主干成分是基本一致的,均为主谓结构的“南申厥辞”,意即“南重申了仲爯父的命辞”。据铭文所云,“南”的身份为“仲爯父”家宰,受后者之命作器祭祀二人的祖考。结合周代贵族家族的作器制度和祭祀通例来看,“仲爯父”与“南”当为同一宗族内部的亲属成员。其中,“仲爯父”身为宗子,对整个宗族的作器与祭祀活动拥有支配权,而“南”的宗法地位低于前者,所以要服事并听命于“仲爯父”。仲爯父簋铭文的重新释读与相关史实的钩沉,有助于考察“南申”名号之缘起及其与“西申”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