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

民国时期古史辨运动与域外汉学存在一定程度的学术关联。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过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欧美大学接受学术训练,不同程度受过近代史学观念的洗礼,与旧式学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来越少。国内古史研究是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环,欧洲、日本、中国学界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中国学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马伯乐、白鸟库吉、内藤湖南诸氏的疑古论。夏德《中国古代史》对胡适、顾颉刚均有所影响,对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推波助澜之功。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在民国史坛颇有流传,顾颉刚对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顾氏疑古论与白鸟之间并不存在学缘关系。有论者认为顾氏疑古思想乃“剽窃”日人陈说,此一指控系牵强附会,并无实证。     

论方志的六大服务功能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5条明确指出：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的职责之一就是“组织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曾指出：“每地修志,主要目标在于补行政官吏之鉴览．以订其发施政令之方针。”李铁映同志指出：“修志的目的在于用．不仅为当代人用,也为后代人用。”     

钟敬文教授逝世

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诗人、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于2002年1月10日0时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0岁。钟敬文先生,广东海丰人。生于1903年3月20日。1922年毕业于陆安师范学校。1927年到中山大学任教,与顾颉刚等组织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丛书。1928年到浙江大学任教,编辑《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等。1934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修。     

传统与近代的交融——梁启超古籍辨伪成就述论

自19世纪中期以后,中西化的撞击和交融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术向前发展。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新化运动以后,带有浓烈反封建色彩和近代理性精神的疑古辨伪思潮震动了整个学界。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古史、古籍辨伪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20世纪初的其他一些学,如梁启超、罗根泽、钱穆、张心徵等,其献辨伪的成就也不可小视。本仅就梁启超的辨伪成就作一番清理,以示梁氏在此化思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校史书斋札记（一）

顾颉刚先生大半生致力于《尚书》研究,成果丰硕。但也有失误,试举一例：     

南社郭爱棠事略

陈去病先生于1930年荷夏“爰挈陈编”,辑录南社社友名录,名日《南社杂佩》。在《南社杂佩》丙编感逝录里,收录了两位睢宁籍的南社社员．一为周祥骏。一为郭爱棠。周祥骏1914年5月16日被张勋杀害后,多有传略行世。1950年8月顾颉刚在《先烈周仲穆先生纪念碑》文中,推举周为“宗师”,于右任挽联题为“横经针孔孟,沥血铸淮徐”。郭爱棠则是周祥骏高足,字茇南,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顾颉刚先生治学生涯的启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

顾颉刚先生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局面,是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纪念顾颉刚先生就要很好地学习他追求真理、刻苦治学、经世致用、提携后进的精神。     

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以民族史编撰为中心

清末民初以来,面对国家危亡的局势,许多知识分子通过“中华民族”话语和历史书写,推动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其中,顾颉刚的民族史编撰思想尤其具有典型意义。顾颉刚最初只希望做与实用和政治无关的学问,其古史辨致力于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神话,这无疑与当时已兴起的中华民族话语相抵牾;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亡之际,他自觉地转向救亡图存和民族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并在反思其疑古立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强调以此理论为核心编撰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纠正古史材料“言分化有余,言团结不足”的偏颇,以历史教育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尽管顾颉刚的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编撰事业并未完成,但其民族史编撰思想及理论自觉意识,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忆先师筱苏先生

<正>"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乃有事业可言。"这是顾颉刚先生在筱苏师受业时的训诲,也是筱苏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诫,多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虽处当今物欲横流、科研成就以数量来衡量、职称和薪金乃至一切待遇都要与发表论著数量挂钩之时代,坚持起来颇为不易,但每每想到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言传身教,终不敢稍有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