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传播学的起源—《传播学史》的启示

"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扎根于定量研究为主流的美国传播学,但其理论的缘起却远非传播学四大先驱所能穷极。一位身处美国传播学研究核心位置,并与传播学理论发展的步伐紧密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史（二）

本文重点论述了20世纪后50年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情况,重点对金宝祥、陈守忠、李鼎文、洪毅然、马化龙、胡大浚、赵逵夫、李并成、伏俊琏、刘进宝等著名学者的敦煌学教学经历做了初步梳理。分析认为,他们将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推向了新的高潮。同时,也对国内最早的专门性敦煌学教学科研机构之一——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取得的教学成果做了归纳整理。最后认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教学为世界敦煌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理论与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和创新

为纪念《史学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缅怀白寿彝先生创办《史学史研究》的业绩,学习白寿彝先生的办刊思想,总结过去,开辟未来,本期特辟专栏,发表下面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在总结白先生办刊思想的基础上,所论各有侧重。易宁教授重点对历史理论、外国史学等栏目的编辑提出了看法,指出要在国际学术的视野下,研究学术前沿的动态和热点问题,通过对传统学术的扬弃,实现学术创新,表现出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汪高鑫教授从重视理论探讨、加强综合研究、倡导优良学风三个方面,谈到白先生对《史学史研究》工作的指导,认为这几点对开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局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周文玖教授从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的视角,论述《史学史研究》对史学史学科建设做出的贡献,并对《史学史研究》的特色进行总结。《史学史研究》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者的共同的家园。把《史学史研究》办得更好,是对前辈学者开辟这个家园的最好纪念。     

从养蚕和复原织机做起

丝绸来自蚕桑丝织,蚕桑丝织的起源在本质上是一项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先人们栽桑养蚕,并让其吐丝结茧,巧织经纬将其织成锦绮,还用印花刺绣让虚幻仙境和真实自然在织物上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就有着无数项创造发明的专利。如把野桑蚕驯化成为家蚕,是生物学史上的一项极难的成果,     

考古学史中的俞伟超先生——读《古史的考古学探索》

继《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考古学是什么》,21世纪初俞伟超先生亲自选辑了他的第三部考古学论集《古史的考古学探索》①。这是俞伟超先生在病榻上选编而成,也是其生前最后一部学术论集。     

历史学家的时代使命与学术职责——吕西安·费弗尔和他的“河山之恋”

记得10年前,我曾在《西方史学史》一书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研究西方史学史,应研究西方历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研究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背景,因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化,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特别要研究社会转型与历史转折时期的史学思潮,研究这种史学思潮的特点及其走向,研究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趋向……     

清代诗学史的拓展与开掘——评蒋寅着《清代诗学史》第一卷

在清代文学最近二十年研究的积累以及清代文学文献大量整理出版的背景下,蒋寅先生的《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下简称“蒋着”）的出版,是期待之中的着作,也是学术生长顺理成章的硕果。蒋着所研究的诗学史,“是融观念史、批评史和学术史为一体的工作,它和清代诗歌史、批评史及学术史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正是在三者的互动中展开的”（页48—49）。     

佳作赏析《东亚儒学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由黄俊杰先生13篇论文集结而成,讨论的问题相当集中：关于东亚儒学经典诠释传统的探讨,和对中国思维方式尤其是对“身体”思维的研究。细细读来,犹如前朝故臣谈事论心,温雅沉实,余昧深长。余冠英视黄俊杰先生为海外“新儒学”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或许并非偶然。儒学传统之所以历经世变而能保持活力,不断创新,当然与历代儒者不断地出新解于陈编之中有关。这种对儒学的诠释与再诠释,构成了东亚思想史的重要现象之一。作者特别注意近千年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区儒者对儒家经典或概念之重新解释,如在德川以降日本特殊的时空脉络之中,整个日本社会都受到儒学文化的深巨影响,故近世日本汉学思想史上有所谓“和魂汉才”、“神儒一致”、“华夷变态”的讨论。这既显示出长时段的（跨越千年）、跨国界的（中日韩等东亚地区）思想史研究的宏阔视野的可贵,也在对东亚国家的文明演进模式与互动机制的探讨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长,以此为基础对东亚思维方式与特质的研究就相当有说服力。     

李焘本《说文解字》考评

《说解字》(以下简称《说》)作为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如今此书除作为语言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外,还被广泛应用于古字考释、辞书编撰以及古代历史、哲学、医学研究等各个领域。但宋以后,流传下来的较为完整的《说》版本只有大徐本和小徐本。传至今天,大徐本原本也已失传。     

超越最优化模式——人类利用动物研究方法的选择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最优化模式已被考古学家用于解释人类对动物的开发。这些模式的使用既有成功的一面 ,也有失败的一面。失败之一是最优化模式仅从经济的观点去考虑人们对动物资源的选择。探索对动物开发两种可用的方法是 :一、民族学史的类推 ;二、结构的探讨。民族学史的类推和直接历史学的探讨对过去曾扮演过象征角色的动物产生新的看法 ,但他们在运用史前考古学方面受到了限制。结构的探讨能够同时地考察动物的象征性和经济的角色、而且还有一些优点即可同等地运用史前和历史的考古学。这里探讨的内容是利用美国中西部公元80 0～ 1 40 0年的动物考古学和艺术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