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发现《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

近日,在山西省临汾市发现了一份《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告农民书》。这是一份研究晋绥根据地土改的原始公文,是中国土地革命运动的真实见证,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原件为纸质印刷,长42厘米,高27厘米,字迹清晰公正,加盖有红色长方形篆体印章“:晋绥边区临时农会关防。”发文时间为:中华     

革命金融的奠基人曹菊如

曹菊如,福建省龙岩县人,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1927年出国,在印尼参加了华侨组织的反帝同盟;1930年回国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曹菊如参加革命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参与筹备闽西工农银行,为银行委员会委员之一。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当时没有办银行的经验,也没有银行的规章制度,他们     

讲述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

革命文物是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每一件革命文物背后都蕴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走进淮海战役纪念馆,读懂革命文物,学习光辉党史,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中我们能够深刻感知历史的波澜壮阔,从而汲取前行的精神动力。     

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游击战略的选择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进入浙江后经历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型,并与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实现配合。然而,挺进师所主张的"大游击"战略,与南方八省大多数游击区的"小游击"战略存在较大不同,三大游击区为此产生争持。1936年9月"两广事变"结束后,革命形势的变化促使挺进师向"小游击"战略聚合。在"小游击"战略推进下,挺进师深入浙南、浙西南,依据地方实际打通与民众的联系,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并实现自身力量的不断发展。浙南、浙西南游击区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协同联动,并与闽东、闽北游击区形成呼应。挺进师及闽浙赣边区对革命的探索实践与根据地的稳步发展,使闽浙赣地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支点。     

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

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江苏反清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的源头及其发展

20世纪初,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与反动,暴露无遗。面临中国空前的民族灾难与政治危机,江苏地区的先进人士思考着中国的命运与拯救的方法,形成了两股主要的思潮与运动。其中,由于当时属于江苏管辖、与江苏地区水土相连的上海的强烈影响,以及江苏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使得反清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在江苏地区广泛传播,并逐步地"由鼓吹时代进于实行时代",形成反清革命实践运动。1905年底"同盟会江苏分会"成立,标志着江苏的反清革命民主斗争,从自发转向自觉。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深化,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江苏的反清革命民主派迅速与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立宪派走到一起,形成伟大的江苏辛亥革命风暴。     

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     

蔡锷1910年为何在广西蒙冤遭驱?

1910年10月下旬,广西省会桂林发生由陆军干部学堂第二期广西学生首先发难,迅速扩大到整个学界、持续10多天的“驱蔡”风潮,蔡锷在广西遇到人生旅途的第一道坎。迄今为止的蔡锷研究,皆依据60多年后的个人回忆,认为此次“驱蔡”风潮,起源于广西同盟会支部为对付“表面没什么革命味道”的蔡锷。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引发这次“驱蔡”风潮的真正原因,首要的是清季以来盛行于各省的“省界”观念,其次是广西军界内部派系与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与蔡锷革不革命毫无关系。真正的策动者是广西谘议局,而非广西同盟会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