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910年为何在广西蒙冤遭驱?

1910年10月下旬,广西省会桂林发生由陆军干部学堂第二期广西学生首先发难,迅速扩大到整个学界、持续10多天的“驱蔡”风潮,蔡锷在广西遇到人生旅途的第一道坎。迄今为止的蔡锷研究,皆依据60多年后的个人回忆,认为此次“驱蔡”风潮,起源于广西同盟会支部为对付“表面没什么革命味道”的蔡锷。但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引发这次“驱蔡”风潮的真正原因,首要的是清季以来盛行于各省的“省界”观念,其次是广西军界内部派系与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与蔡锷革不革命毫无关系。真正的策动者是广西谘议局,而非广西同盟会支部。     

试论塞瑟尔的"新君主制"学说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法国的宫廷大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克劳德·得·塞瑟尔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动,提出了系统的"新君主制"学说.在肯定君主制的价值时,他鼓吹"王权神授",但却着重于从人性的角度来强调君主制的优越性.在对"明君政治"的憧憬中,他界定了一些君主应当遵循的政治行为规范,特别强调君主实施仁政,建立各等级之间的"和谐"秩序,并提出了等级变动的合理性.同时,塞瑟尔主张君主让各等级代表参政议政,建立"君主咨政会议制".他还提出"有限君权"的主张,力图以教会、"正义"与国家法令来遏止君主的暴政.此外,他还要求君主灵活地进行外交,积极进行殖民扩张.塞氏的政治学说充满着"过渡时期"社会所赋予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但受时代变迁的感召与人文主义的熏陶,他突破传统的藩篱,提出了适应民族国家发展与新兴资产阶级成长之需要的"新君主制"学说.他的政治理想,反映了西方政治思想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趋势.     

论日欧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频繁使用的外交形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也日益突显出其独特作用,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脑所接受,冷战约束后,首脑外交更加趋向于公开化,制度化,全球化,在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铁三角同盟（日美欧战略三角）也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向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本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键日益密切,日欧间首脑的频繁互访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析论汪精卫的对日方针(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 ,面对日本不断加紧的侵华步伐 ,汪精卫开始形成“一面抵抗 ,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思想。一·二八事变后 ,汪精卫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思想 ,并将之作为汪、蒋合作的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指导方针。这一对日外交方针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发展和中日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汪精卫的叛国投日埋下了祸根。     

后现代主义与美国外交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后现代思潮中,对美国外交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从解构主义层面看,学者们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关注"认同政治"主题,深化了对美国外交之国内文化因素的研究。在后殖民理论层面,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印度学者提出的"庶民研究"方法的运用,刷新了关于美国帝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后现代理论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运用有着学术上的积极意义,但少数后现代论者关于美国外交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激进主张,也引发人们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事实证明,这些激进论者没有领会并贯彻后现代主义平等、宽容的人文主义精神实质。     

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及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启示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边缘地带理论为依据,以全球民主战略为既定目标,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颠覆和渗透。在此背景下,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由于内部改革政策失误,相继发生"颜色革命"。在新时代,如何看待21世纪初期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发生的表现、原因以及他们的应对之政策,这对于今天中国抵制西方政治渗透、防止中国改革出现大失误,不断完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大启发性意义。     

“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

以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之久的经济高速增长、都市化进程和社会结构的巨变等为背景,当代中国发生了大规模和大面积的"生活革命"。普通国民以衣、食、住、用、行等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方式持续地处于变迁和重构状态,新的"都市型生活方式"已经初步确立并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生活革命不断改变着一般国民之日常生活的基本形貌,新的现代社会的"日常"也在不断地得以形塑和刷新。通过对当代中国已经、正在和即将发生的生活革命进程的初步梳理,笔者尝试为中国民俗学的现代转型提示明确的方向:亦即直面和正视当前中国城乡民众最为基本的现代日常生活,尤其要对普通百姓作为生活者究竟是如何在其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人生的意义予以足够的关注。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以外交谈判为中心

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大国制衡与争锋、小国图存与发展交织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外交博弈和外交谈判十分激烈,且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而与多国制衡关系相互联动。华夷观念是外交博弈的基本理念,但并非固化教条,而是具有弹性特征并因时变化。在华夷观念下代表着等级制国际关系的名分是外交博弈的首要目标,利益是外交博弈的核心诉求,其背后都是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外交博弈结果主要取决于综合实力,同时受到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外交使节的谈判技巧对外交博弈产生一定影响,但对大局影响有限。北宋外交博弈既有历史共性,也有多国体系下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