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五进兴国城

“英国、美国不如兴国”。苏区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兴国县可谓情有独钟,从1929年1月,毛泽东率红四军进军赣南到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在短短4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五进兴国县,他走村串户,搞调查、察民情,指导兴国革命,留下了许多脍灸人口的故事。     

以革命精神武装我们的子孙万代——忆小平同志给《广西革命回忆录》题词

青少年、更广义地说是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始终是我们社会关注的问题,特别在当前进一步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进一步加速的今天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不由得使我想起41年前,小平同志就曾郑重其事地用题词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很值得回忆的往事。     

邓小平与百色起义、龙州起义

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年仅25岁的邓小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遭致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胆略,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在广西壮族地区,领导举行了震惊全国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广州市的“授荣”活动

广州市自1986年7月8日第一次举行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活动以来,已有345名华侨、港澳同胞、外国友人荣获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文革”中华侨被视为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在地、富、反、坏、右、资、侨的排列中,华侨被排在最末位;到改革开放后,把“海外关系”作为好东西。直到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其间经历了20年的曲折路程。     

回忆我的父亲胡拓先生

1915年12月4日,父亲出生在松滋县老城镇西门河一户家境较为殷实的家庭。那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军阀？昆战的黑暗年代,1927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后的革命浪潮也席卷了松滋。12岁的父亲加入了儿童团,参加了高唱“打倒军阀”的革命歌曲和禁烟、禁赌、禁娼、禁售洋货的活动。这是父亲少年时最早接触的革命活动,对他以后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     

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

针对近年来的“外交新思考”的讨论,作者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是1871年中日直接交涉以来最好的30年,在当前国际关系背景下,提出联合日本对抗美国是无的放矢,因此“撇开历史”或“搁置历史”不是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良策。近几年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都是日方引起的,不是中方引起的,为了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推进亚洲和平,首先要解决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改变“脱亚入欧”的思想路线。     

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

多少次执笔想抒发我内心灼热的情感,怀念生难忘的耀邦同志,但直到我将满83岁的今,才力不从心地还多少年来的宿愿。耀邦同志是1989年4月15日过早地离开世的。邓小平同志曾亲自到人民大会堂为他送。我含着眼泪走出大会堂南门,伴随他的灵车长长行列中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15年过去     

辛亥志士耿伯钊

百年以前,武昌老城中的花园山聚会,“实际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从革命思想和骨干力量上,为辛亥革命进行了不可忽视的准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革命局"辨析

据苏俄、共产国际的有关档案记载。1920—1921年间在上海和中国其他几个大城市曾出现过“革命局”(ревбюоро)。对于“革命局”究竟是什么组织。目前已有几位党史学者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分别视其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和俄共在华组织。这几种看法均值得商榷。从档案原文和“革命局”的名称、组织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任务等方面来看,1920年夏成立于上海的“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而在其他城市的“革命局”则是设于上海的“中央局”的分支机构。虽然革命局后来的隶属关系、组织机构有所变化,但其作为共产国际的在华一级机关的性质却始终如一,在指导建立共产党、推动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实施共产主义宣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其主要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中共的成立,革命局也归于消失。     

要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及其所依附的土地,构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乡村社会。近年来,乡村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人们对历史上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乡村本身,诸如经济、社会、人口、区域等等;二是研究乡村的理论与方法,如停滞论(珀金斯)、陷阱论(伊懋可)、过密化论(黄宗智)、内卷化论(杜赞奇)、区域经济(中心边缘)理论(施坚雅)、权力共同体论(秦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增长论(马若孟、罗友枝),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学科交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