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特硜的《政治學》及其在晚清的譯介

那特硜對德國國家學在近代日本的傳播和明治政府建立普魯士式國家官僚政治制度發揮了有力的影響。由其在東京大學的講議輯録而成的《政治學》,對國體與政體、國家概念(Conception)與國家觀念(Idea)等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並對各國立憲制度的歷史由來、法理與實際及其利弊得失加以論述,具有歷史學派國家學的特徵。該書出版後不久就被譯成中文,再藉由報刊、新學書目和圖書廣告的宣傳,成爲清末憲政運動的一種思想資源,對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安徽青阳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安徽青阳县汪村出土青铜器单元明确、器物组合完整、器形风格新颖、文化内涵丰富。通过器物组合、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汪村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可以拟定为西周晚期,其形制特征反映了皖南与宁镇、江北以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汪村出土青铜器是构建皖南沿江地区西周青铜器编年的重要一环。     

从青铜短剑看早期草原青铜文化的传播

青铜短剑是一种近身防卫用或猎杀野兽用的武器,公元前2500年左右青铜短剑在伊朗和印度已经出现,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铜短剑从近东经高加索流传到东欧并开始传播到草原地带.早期的短剑柄部又细又窄,需要另外加上木柄或骨柄使用,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公元前17世纪的短剑柄与刃部开始连铸①.     

青铜爵与良渚陶鬶的关系再议

爵是夏、商两代的重要青铜礼器,对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本文作者曾主张青铜爵是良渚文化陶鬶传入河南地区后所衍生的一个新的品种,并藉以提出夏文化可能起源于良渚文化的看法。本文根据新获得的信息予以重新讨论,确认良渚文化陶鬶有大、小两种类型,而青铜爵即是渊源于其中的小型陶鬶。青铜爵与良渚文化小型陶鬶嫡传关系的确立,使...     

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以神人像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传统为例

正一、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及其对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启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一书中提出的~([1])。大传统指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     

试论西藏发现的早期金属器和早期金属时代

正目次一西藏早期金属器的研究回顾二考古发现的西藏早期金属器三西藏早期金属器的基本特征四西藏早期金属器与周边文化之间的联系西藏的石器时代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何时开始?铁器又是什么时候传人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西藏考古史上发现的一些年代较早的金属制品,都属传世或采集品,不仅来源不详,而且绝大部分是由非专业人士所记述,并非考古发掘的遗物。因此,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只能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西藏史前可能有过早期金属时代,并将其年代的上下限设置得极为宽泛,"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而结束于公元六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1]。这个概念大致包括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有学者认为,过去在中亚沙漠地带考古学研究不充分的情况下采用的一种具有相对普遍适用的工作假设,后     

吴国青铜容器的合金成分和金相研究

对34件吴国青铜容器样品进行了金相观察和成分分析,发现器物均为铸造成型,材质多为铅锡青铜,含砷的青铜也有一定数量。铅含量普遍偏高和含砷青铜的存在是吴国青铜容器的两大合金特点。这一工作为了解两周时期吴地的青铜铸造业,尤其是容器的合金技术,提供了新的数据。同时也为了解吴地与中原及其它地域在青铜技术方面等的传播交流提供了新的资料。     

陕西淳化枣树沟脑遗址马坑内马骨的C和N稳定同位素分析

<正>1引言马的驯化极大地推动印欧语系人群和文化的分化与扩张,扩大了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范围,并大大提高了人类的运输和战争能力。因此,马的驯养和开发被认为是欧亚草原文明快速演进的核心条件,也深深地影响着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①。世界范围来看,家马的驯化最晚可追溯至公元前四     

虎纹与南方文化

区域互动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共性的比对与缀合,我们可以梳理出文化现象的渊源与流变,并对区域特征的生成做出不断趋近历史真实的解释。Sarah Allan教授长期从事甲骨、神话、青铜器的研究,卓有建树。目前,中文学界已经翻译出版其大部分著作。应《南方文物》编辑部周广明研究员之邀,我们翻译该篇文章。该文以虎纹为个案,综合新石器至商代晚期南方与中原地区所见资料,对南北文化的互动进行阐释,从一个侧面展示出文化发展的复杂样相。此外,该文还对青铜艺术的宗教含义进行讨论。该文发表于20多年前,但依然对我们的当前的极具启发意义。此外,读者也可参考《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汪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     

再赏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兵器与农具

<正>1989年9月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遗存的发现可谓石破天惊,在商代考古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它是继三星堆之后,在我国南方的商代单个埋藏单位出土器物最多的一例,也是出土青铜器最多的一例,多达475件。这一考古发现改写了商代的江南历史,一方面说明商文化的辐射范围突破了长江这一传统认识中的商文化"边界",另一方面说明赣江流域在商代已形成独具特色、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研究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与发展模式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