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文明博物馆藏瓦掇英

古陶文明博物馆是座落在首都北京,得到国家文物局指导和北京市文物局批准成立的第一批民营博物馆。在任继愈、李学勤、李伯谦、刘庆柱等一批知名学者的关怀帮助下,逐渐形成了有相当质量与数量的瓦当、封泥、彩陶、陶俑、古砖等系列收藏,受到了海内外广泛关注。本期刊发了该馆收藏的重要秦汉瓦当标本,并邀请路东之馆长以诗句形式,阐述有关标本的征集、著录、研究等学术内容。作为一种学术文字的别体,以飨读者,以荣学林。     

滇青铜文化与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

滇青铜文化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原青铜文化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青铜文化,特别是在汉赐滇王王印,设置益州郡后,滇青铜文化大量接受汉文化,并最后融于汉文化中。     

走溪口

溪口镇位于奉化市西北,历史悠久,被称为"千年古镇"。一条波光粼粼的剡溪自西而来,横贯全镇,至东端,由武岭头和溪南山阻隔成口,由此,便有了这千年古镇的名字——溪口。古代的溪口因为雪窦山而蜚声遐迩,汉代文人孙绰就曾以"海上蓬莱,陆上天台"之词赞誉过雪窦风光。近代,这里出了个蒋介石,溪口便更引人瞩目,除了小洋房、文昌阁、丰镐房、蒋母墓道等蒋氏遗迹外,在溪口雪窦寺旁修建的总高度为56.74米,由锡青铜铸成的露天弥勒大佛,是迄今为止全球最高的坐姿铜制露天弥勒大佛造像,也成为今人慕名而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东湖：中国最大城中湖

"两江交汇"、"百湖之市"、"滨江滨湖"是武汉的个性;"中国最大城中湖——东湖"则是武汉的名片。1999年,东湖风景区被中央文明办、国家建设部、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2000年,东湖风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评为首批AAAA级旅游区;同时被建设部表彰为"全国风景名胜区先进单位"、"全国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先进单位";被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表彰为"迈入新世纪的中国风景名胜区宣传工作先进单位";2002年成为国     

彰显山水的生命内涵 丰富景观的人文意义——温岭市风景旅游管理局局长吕志令访谈

在我们做过的采访中,对温岭市风景旅游管理局吕志令局长的访谈算是跨度最大的一次——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先后在北京、杭州、温岭等地与他进行了数次的交流。吕局长对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如数家珍。的确,过去的2007年对温岭旅游而言是值得铭记的一年:世界地质公园方山—长屿硐天揭碑开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方山·长屿硐天入选"最具特色的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区";在北京与国家建设部风景名胜区管理办公室联合举办"风景名胜区与建设生态文明论坛暨方山—长屿硐天特色魅力推介会"等等,让温岭旅游的人气指数迅速上升,赢得业界口碑。     

三星堆一金沙遗址商周礼乐文明研究——"尸"的艺术再现

本文借鉴文化人类学对原始艺术研究的成果,从文化、考古、艺术的综合视角,分析解释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人形塑像,是祭祀礼仪的主体形象"尸"的再现.他们揭示了一个史实,即祭祀礼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人物塑像是在不同时间、不同的祭礼仪式中充当特定角色.即受祭者--"尸"的肖像,他们被作为活的个体,与神沟通,往往是领袖人物或者蜀王的化身,主祭对象为神和先祖.古蜀设"尸"的祭祀礼仪具有连续性,时间跨度大约在夏至商周之际,期间,三星堆遗址期为稳定和快速发展期,到金沙遗址期为转型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礼乐文明碰撞、融合.     

向“十七大”献礼系列宣传之五——大庆市劳教所

大庆市劳教所是在2001年组建的,班子现有成员7人,全所民警总数187人,年收教人数350人左右。七年来,所党委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帮助下,紧密配合、努力拼搏,成功地创建成“省级现代化文明劳教所”,荣立集体二等功三次;先后被省委政法委授予“严打”先进单位、省司法厅授予素质教育先进单位、被省劳教局授予公正文明执法先进单位、连续五年荣获全省劳教系统目标管理第一名;被市直机关工委授予先进党委称号等等。七年中,我所共获得集体荣誉59项,有138人次立功受奖。     

积极开展读志用志活动 努力发挥志书作用

<正>"修志为用,因用而修",修志的目的,在于发挥其"资治、教育、存史"功能,在于应用。如果编纂出版志书之后,将其束之高阁,就失去了志书的作用。通过二十余年修志用志实践,我们认为,为当代"三个文明"建设服务是修志用志的首要任务。如实地记载改革开放     

足蹑遐荒徐霞客

<正>2 1月5日徐霞客诞生日题记:中国人不能不知道徐霞客,他的足迹对世界旅游都有影响,因为他,元月5日成了与旅游最有关的《旅游纵览》"月志"。"古代旅游"是中国旅游史上的重要章节,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旅行游览的硕果最为丰登。按古代社会的阶层分,     

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的理论与实践

福泽谕吉既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个征韩侵华论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札教“华夷秩序”。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