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铭铜器小考

本文对重庆三峡博物馆旧藏的三件有铭青铜器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斝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作器者""属于""族,该族自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期;顾龙纹鼎、夔纹鼎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期,二器铭文从字形、内容等来判断应属于后刻伪铭,均有所本,分别仿自西周晚期的虢姜鼎铭、昜叔铭。     

从查海遗址蟾蜍纹谈其寓意的流传

查海遗址出土一件带有动物纹饰的陶罐,一面为蟾蜍纹,一面为蛇衔蟾蜍纹,这是在目前已知出土文物中出现动物纹饰时间最早的,不仅如此,从发现这种纹饰开始,它一直延用至今,并被不同时代的人们所喜爱。结合已经发表的有关蟾蜍纹饰的发掘报告及相关资料,对我国蟾蜍纹的寓意流传进行梳理探究。     

“湖南出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由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丛书编撰会和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湖南出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青铜器学术研讨会"经过近一年的筹备,于 2007 年 10 月 27 日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为期 3 天。     

彭州窖藏出土宋代仿古青铜器的初步认识

彭州发现的宋代青铜器窖藏,其中有大量仿古器形,对了解宋代重建礼制的好古之风以及当时的工艺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宝鸡眉县出土27件窑藏青铜器锈蚀特征及成分的分析研究

为了研究刚出土的青铜器在新的环境中的发展变化情况,在宝鸡眉县27件国宝级西周窖藏青铜器出土一年半后,对这批器物出土前后的锈蚀类型及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并对每一器物的锈蚀产物进行了系统检测分析。结果显示,这批青铜器腐蚀类型主要为封闭环境中的大气腐蚀,主要产物为碳酸盐和氧化物。但同时在其中一个器物上发现了氯化物类有害锈成分,分析认为,出土前后环境的变化是有害锈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南越国“熊”纹饰的寓意

当考古工作者打开南越王墓的西耳室时,许多的车马器具散落在地面,犹如钮扣大的马饰达数十件,节约表面铸造的熊纹饰非常醒目,可爱的熊首图案颇具动感活力(图一)[1]。时隔数年,在相距不远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发现了熊图案,在宫池堆积层有一块长条形空心砖踏跺侧面模印出这种立体感很强的熊纹造型(图二)[2]。在汉代礼仪用器、画像石     

陕北、晋西北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遗存的组合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陕北、晋西北的南流黄河两岸地区相继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由于在这些青铜器遗存中既有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又有数量较多的北方系青铜器,所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邹衡[1]、张长寿[2]、郑振香与陈志达[3]、戴应新[4]、刘军社[5]、吕智荣[6]、朱凤瀚     

殷周青铜器双身龙纹及相关问题

殷周青铜器上装饰的双身龙纹,是一种时代感很强的纹样。其主要特征是在一个龙头的两侧,各有一条弯曲的身躯,形成一首双身的怪兽形象。关于这种纹饰的名称,有“双尾龙纹”、“双体龙纹”、“单首双身龙纹”、“双身龙纹”等不同说法。这种纹饰在青铜器上分布范围较小,主要存在于方鼎、簋、尊、卣、方彝等少数器种的口沿与圈足部位;流行时间也比较短,主要在殷末至西周的早期。尽管被作为一种特殊型式的龙纹,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有所涉及,但尚未见有专题研究。为此,我们对殷周青铜器上的双身龙纹进行了初步的归纳整理,对双身龙纹的年代、在青铜器上出现的寓意以及与环带纹的关系等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同好。     

新干大洋洲遗存性质再探——以青铜器的情境分析为中心

新干大洋洲遗存性质的判断需要将其置于商代晚期南方青铜器群总体的“出土情境”与“文化情境”中考察。大洋洲青铜器在摆放、类别、毁器与涂朱以及祭祀性器具的有无等出土情境方面,与同时期墓葬随葬的青铜器有明显差异,却与同期南方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外,大洋洲青铜器出土于河流旁边的沙洲,也与商代晚期南方青铜器主要出土于河川附近祭祀坑之情形一致。总的来看,新干大洋洲遗存具有明显的祭祀特征,很可能为祭祀坑。     

安徽宣城出土的青瓷堆塑罐及相关问题探究

文章介绍了宣城市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青瓷堆塑罐,初步分析它们所蕴含的内涵和意义,指出其对研究魏晋时期皖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发展以及民间风俗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