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侨俘遣返中的卫生防疫——以1946年广东遣送船霍乱疫情为中心

1946年4月,由广东出发的多艘日本侨俘遣送船在遣返途中发生霍乱疫情。日本当局将霍乱船只集中于浦贺港,并建立了以“浦贺归国援助局”为核心的防疫指挥机构,开展了全面的卫生防疫工作。防疫措施主要包括检疫消毒、隔离诊疗以及向遣送船供给物资等。虽然受各种条件的限制,防疫措施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但最终成功防止疫情向日本国内蔓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霍乱疫情依然对浦贺、东京乃至关东地区的经济、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高速城市化与公共卫生危机

高速城市化成为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发展的显著特征。在快速工业化的推动下,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导致大城市与新兴工业城市的人口急剧增长。传统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带来的挑战,由此导致城市住房拥挤、环境卫生脏乱差、城市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医疗卫生设施严重匮乏等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致使德国社会下层民众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城市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各种传染性疾病肆虐,从而引发了城市公共卫生危机,客观上推动了德国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兴起。     

1820年赣南周边霍乱重疫区的形成与变迁

在清代嘉道之际的中国首次霍乱大流行中,不利于霍乱蔓延的赣南及其周边山区却形成重疫区,但受资料搜集不全的限制,以往学界并未注意到此问题。藉由对1820年赣南霍乱重疫区形成原因的揭示及此后疫区变迁的梳理,可以显见商贸重心转移对霍乱传播的巨大影响。在商贸至盛之时,频繁的贸易交往等人文因素会逾越地形等自然因素的障碍,将霍乱强势蔓延开来。     

从方志看中国霍乱大流行的次数——兼谈霍乱首次大流行的近代意义

通过对中国地方志的全面梳理可知:至1961年前,中国共有6次霍乱大流行;就清代的霍乱疫情而言,霍乱大流行共有4次、2种类型;而对全国与各省历史疫情的综合考察,是得出该定论的必经途径。对照世界霍乱大流行年份可见,几乎每次世界霍乱大流行之时,中国都会有或强或弱的霍乱疫情发生,表现为霍乱大流行或散发,显示了中国机体本身的特性和对世界情势的敏感性;而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的首次霍乱大流行,或许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提供了别样的注脚。     

日军鲁西霍乱作战研究

日军1943年秋鲁西作战,是一次大规模的霍乱细菌作战,殃及冀、鲁、豫三省五六十个县,据现有资料分析、考证,初步认定中国居民因霍乱、水灾、饥饿而死亡近30万人.为弄清此次日军霍乱作战的实情,应进行深入、科学的调研,克服个别不严肃、非科学的现象.     

从1902年霍乱传播模式看清末北方社会

在晚清行将告罄的1902年,霍乱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指标,敏感地反映了开埠通商前后中国北方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疫区的盈缩反映出区域商贸交往体系的成型及港口的兴衰;城乡传播模式的沿海环绕及内陆、沿海轻重疫区的清晰分层则暗示出其时区域人口交往密度的沿海大倾斜。而现代交通工具的介入,则从速度上悄然影响着霍乱的传播区域。     

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英国医学界关于1832年霍乱的病原学之争

1832年霍乱在英国流行期间,面对数万人的感染、死亡以及巨大的社会恐慌,医学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关于霍乱致病原、传播及传染性的病原学之争随之兴起。在这场争论中,传染派认为细菌、病毒、微生物是致病原,通过接触加以传播,强调霍乱具有传染性;非传染派将致病原归结为瘴气,认为人体因吸入瘴气而发病,否认霍乱具有传染性。霍乱病原学之争折射出疫情之下的社会分裂:医学界上层倡导的传染论得到统治精英的支持,因为这为其追求国家权力扩张提供了依据;医学界中下层倡导的非传染论,在工商业阶层及下层民众中广受欢迎,因为它更能反映出社会中下层的经济利益与道德关切。关于霍乱的病原学之争,本质上是医学界不同群体的话语权之争。尽管传染派观点后来被科学证实,但19世纪中后期传染论的失势及非传染论的崛起表明:科学的发展并不总是一个单线式、不断进步的过程,而经常是一个曲折、迂回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人类对于流行病的认知与探索将永无止境。     

论1889-1892年瘟疫大流行与伊朗社会抗议运动

1889—1892年伊朗恺加王朝统治后期暴发了一次全国性的传染病疫情。这次疫情表现出输入型与本土型多种烈性疫病相互交替、叠加暴发的特点,造成了极高的感染率和病亡率。此次疫情全国性大流行是伊朗对外商贸及人员往来密切、恺加王朝治疫举措成效不显著、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及其生存环境恶劣、对瘟疫缺乏科学认知等多重因素的结果。疫情期间伊朗国内还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这并非是历史的巧合,伊朗民族主义者将殖民者和宗教少数派污名为瘟疫传播者,进而为其发动抗议运动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契机。在抗议运动中不仅神职人员和世俗知识分子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得到空前提高,而且伊朗社会也形成了反对恺加王朝和外国殖民势力的民族觉醒氛围,从而为1906年宪政革命的爆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