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恭仁厚的东晋开国功臣王导

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南下黄河流域,中原一带战乱不息,民不聊生。王导,一个势力颇大的门阀家族的代表,不失时机地拥载晋元帝开创了东晋王朝,使一向富庶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王导虽有开国之功,位极人臣,家族势力足可取司马氏之王朝而代之,但他却能从大     

河南叶县余庄遗址M10发掘简报

为配合叶县标准化厂房建设,2020年8月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余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房基、灰坑、窖穴和墓葬等遗存。其中,M10规模大、等级高,是目前在河南境内发现的随葬器物最为丰富的龙山时期墓葬,为研究龙山时期的礼制和社会复杂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新郑汉墓大泉五十的多元统计分析研究

本文基于多元统计分析法对新郑汉墓出土的大泉五十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大泉五十不同类别的差异反映了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大泉五十法定重量在流通期间持续减重,这是政府主动行为,并非全是盗铸所致。除此之外,这一研究也为新莽时期墓葬相对年代判断和其他时期的钱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东西两犬丘与秦人入陇

固然先秦时期以“犬丘”作地名的就有好几个,但关系到周、秦最密切接触的,只有其中两个,这就是陕西的“犬丘”和甘肃的“西犬丘”。东西两“犬丘”,隐含着秦人发迹时一段最重要的历史。而目前学术界对此认识形同参商,更有辨析的必要。     

明清陕西府县城墙的包砌

明代中后期正德、嘉靖、万历等朝以迄清代,陕西府县城墙出现包砌热潮,共有56座城池先后对城墙进行了包砌.出现大规模包砌的原因在于满足军事防御、定修制度、抗御灾害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求.因受成本、原料等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各地城墙多为部分包砌,部位多集中于女墙、城门等处.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诸地城墙的包砌材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     

江苏句容城上村遗址2014年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

城上村遗址属宁镇地区典型的台形遗址,保存状况好、文化堆积厚、时代跨度长.共发现灰坑40个、灰沟3条、房址1处、墓葬8座、环壕1处,出土了一批器物.本次发掘为研究新石器时代晚期崧泽与宁镇地区本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找到了新的线索;为进一步厘清湖熟文化的来源及其自身文化内涵积累了新材料.     

钩沉与变迁:试论明清时期涠洲岛的军事防御

明清时期涠洲岛是北部湾海防的重要地带。明代为获取珍珠,多次派遣太监到北部湾沿海海域采取珍珠。由于过渡开采、政府垄断等原因,导致长期以海为生、贩海为业的北部湾沿海居民铤而走险,盗取珍珠。在盗珠活动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明政府专门设立涠洲游击,以打击盗珠行为,后逐渐发展为北部湾海防的中坚力量。清康熙初年,为收复台湾,朝廷对沿海地区居民实行迁界禁海政策,这一政策让涠洲岛成为弃守荒岛。康熙二十八年(1689)开海禁后,陆续有居民、盗寇等偷渡上岛,或耕种其地,或以其为据点,而清政府对涠洲岛的军事防御态度,一直是巡哨为主,“禁而未禁”“守而不守”。及至同治六年(1867),法国传教士登岛传教及嗣后安插客民,清政府才默许涠洲岛开禁。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涠洲墩司巡检的设立,才结束这种防御模式。     

雍正朝大运河治理及机构协作研究

大运河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清代是大运河治理的集大成时期。为治理河务,雍正帝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力整饬康熙末年运河治理中存在的弊政;另一方面,通过河政改革,协调河、印关系,实现河、印“一体”。通过此次治理,大运河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有效提升,有力地维护了清朝大一统政权的稳定与发展。     

唯印示信——滕州市博物馆藏印章考释

<正>中国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印章以铜质为主,因此印章的产生与灿烂的华夏青铜文化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并结合出土实物看,中国的青铜时代有可能是印章产生的年代。文献中最早对“印”字加以解释者,是东汉学者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称,“印”是执政者所持有的信物,凡是和印有关的东西都有“卩”这个偏旁。     

两周时期东南诸越探赜

中国东南地区两周时期的于越、姑蔑、瓯越、闽越等诸越族群先后在钱塘江流域、衢江流域、瓯江流域、闽江流域建立了国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区。通过诸越王陵的推纠,探讨了诸越国家社会结构的复杂化;通过诸越国家的探赜,探讨了诸越国家的中原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