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夏时期文化研究综述

夏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在豫西被发现确认以来,山西也有不少同类遗存被发现和确认。据报导,在晋南这类遗存分布于运城盆地的有6处,临汾盆     

寻访天下第一石书

石刻文字和图像,是古老而独特的一种文化承载和表达方式。这种从远古时期先民们的自然崇拜而衍传下来的岩石文化,至今已数千年,它以特别的永恒性和精神魅力,传达着人类的坚久信仰和对未来美好人生的向往。从岩石崇拜的形式和地域看,青藏高原藏民族的岩石崇拜尤独具特色,譬如藏族人的各种石饰、玛尼堆和石经等等。[第一段]     

彩虹部落

剧情简介中国西部土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上溯到东晋时期辽东白部鲜卑人西迁后建立的吐谷浑王国。这一地方政权立国350年,东与隋唐两代王朝会盟联姻,西与     

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山多地少,本非五谷蕃衍之所。雁门迄北地多斥卤,岁仅一收,太行迄东则冈峦带土,颇鲜平原”。加之明清时期生齿日繁。导致地狭人稠,食不足用。继之而起的过度耕垦,使山间瘠田、村边角地都得以利用,甚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终导致许多山地丘陵地带“遇积雨则河水暴涨,其势奔腾而不可遏,往往啮田为害;数十年来洗荡民田千有余亩,尽成沙砾”。与森林破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保存下来的明清时期的一些护林碑刻,为我们揭示了当时人们保护森林、树木的一些情况：一方面人们基于朴素的生态观念和风水意识,加强对寺庙林、风水林等的保护,其目的并非出于自觉保护林木,但客观上还是达到了保护林木的效果。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人们切实意识到破坏林木对生产生活带来了消极影响,因而,加强对林木保护的自觉意识,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人们的滥砍乱伐,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它们或竖于田间地头,或立于祠堂庙墙,警示人们禀遵毋违。这些碑刻资料大都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我约束的乡规民约性质,是珍贵的民间环保史料。其记载的有关破坏森林的性质主要是习见不鲜的一般性砍伐,不同于大规模的军屯民屯的毁林开荒,故而鲜见于文献记载。在以往的研究中常被忽视。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区传统风俗变迁

风俗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区域内长期以来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传统风俗形成于漫长的封建宗法社会,在无形中充当着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载体。土     

北宋老人为官

我国古代文献有“七十曰老”的说法,宋代官员致仕(即退休)即以70岁为限,比起如今的60岁,年限可谓很宽松。但70岁退休并非绝对。北宋时期,一些“邦国重臣”或受到皇帝恩宠的官员虽到了70岁,却仍然可以“安位若素”。     

谦恭仁厚的东晋开国功臣王导

西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南下黄河流域,中原一带战乱不息,民不聊生。王导,一个势力颇大的门阀家族的代表,不失时机地拥载晋元帝开创了东晋王朝,使一向富庶的长江中下游流域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王导虽有开国之功,位极人臣,家族势力足可取司马氏之王朝而代之,但他却能从大     

安全需求大于经贸需求——冷战时期中美共同利益汇合点分析

冷战时期,无论安全领域的利益汇合点还是经贸领域的利益汇合点,都在解冻、维系和推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两个利益汇合点的作用并不是等同的,彼此间的安全需求大于经贸需求,而且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并没有因安全利益汇合点而消失,其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消极影响一直存在。     

广州出土南朝龚韬买地券考

龚韬买地券为广州地区首次发现的南朝买地券材料。买地券内容包含强烈的冥府观念和道教信仰,并折射出南朝时期岭南地区土地私有化的发展。为研究南朝时期道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     

明清时期江淮西部地区干湿状况研究(1450-1911)

对明清江淮西部地区的旱涝史料进行梳理,对逐年州县旱涝灾害资料等级进行量化处理,并通过计算旱涝平均等级值和10年滑动平均值,重建1450—1911年该区域的干湿变化时间序列。结果发现,该区1450—1911年间共出现6个干湿阶段: 1450—1490年,以轻度干旱为主;1491—1545年,旱涝灾害频发,干湿波动较为明显;1546—1625年,旱涝灾害少发,干湿比较平稳;1626—1710年,以中度干旱为主,极端干旱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加;1711—1860年,气候湿润;1861—1911年,干湿波动偏湿润。不同的干湿阶段对江淮西部的湖泊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干旱时期,湖盆积水减少,湖周萎缩;湿润时期,降雨增加,湖泊的蓄水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