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名士陶廷杰与何亮清的忘年交

咸丰七年(1856)二月初五,已是暮春时节, 天气却冷得犹如隆冬。贵阳(贵筑县)龙泉巷“三块田”何家后花园中的桃树枝上只稀稀落落地挂了几个花苞,而花园东角的十多株老梅树上, 仍有数朵残梅在寒风中摇曳着。一宿未眠的何亮清站在梅树下,他不是在玩赏残梅,而是为友人焦虑不安。自去年九月义     

日照地区出土的原始乐器考

日照作为东夷文化的重要地区,具有自己较完整的文化发展体系。陵阳河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号角、笛柄杯,东海峪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铃等,反映了日照原始音乐的发达状况,佐证了日照史前文化的繁荣。这些原始乐器的研究对了解日照乃至东夷地区的原始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文明起源进程意义重大。     

陶寺墓地彩绘陶器上的鸟纹

彩绘陶为陶寺文化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陶寺遗址墓地中蟠龙纹盘仅见于一类墓,有较复杂图案的彩绘陶仅见于一类墓和二类墓地甲型和乙型墓.目前对于陶寺墓地出土的壶、瓶、折腹盆等器物上的复杂纹饰尚无深入研究,本文提出这些纹饰均为各种形式的鸟纹.这些鸟纹的形态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崧泽文化.陶寺鸟纹继承了庙底沟类型的传统,也受到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影响.     

孙汉韶墓出土陶房考识

1983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在成都市金牛区青龙乡发掘清理了一座五代后蜀墓葬。据出土墓志载,墓主为后蜀大将军、乐安郡王孙汉韶。     

珍珠门文化初探

目前,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基本清楚。学术界一般认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属一脉相承的一个文化系统,是东夷族团创造的。岳石文化之后的商代考古学文化,现已区分为商文化和上著文化两大系统,同时还有二者融合产生的地方文化。商文化主要是商人灭夏后逐渐东扩形成的,而土著文化则是继承了岳石文化,为东夷人创造。有学者根据发现的考古资料提出了珍珠门文化①的命名,以此代表胶东半岛商代夷人的文化。 通过考古工作者十余年的努力,发现了较多的与珍珠门遗存相类似的文化遗存,其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逐渐…     

淮阳彩绘陶院落的年代问题

淮阳彩绘陶院落是目前我国汉代考古中极为少见的建筑明器精品.本文依据出土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组合、陶院落的装饰艺术和时代特征等几个方面,对其年代进行了重新判定.     

青铜编钟起源的探讨

青铜编钟的起源若不梳理清楚,就难以论述明白青铜编钟的发展脉络。基于现有出土物和献记录,讨论了青铜编钟起源的若干问题,指出：青铜编钟可能滥觞于陶铃,其后陶寺铜铃的出现,为青铜编钟的产生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点,而青铜编钟的真正起步是从晚商铜铙开始。对二里头铜铃至晚商铜铙之间存在的缺环,中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有人认为南方铙是中原铙南传的结果,本工作则根据中原铙别于南方铙的出土成编等现象,提出了中原铙是借鉴南方铙发展而来的观点。对南方铙和中原铙之间差异、甬钟等的由来、青铜编钟的起源所反映的礼乐意义及其带给今人的启示等问题亦进行了探讨。     

宜城跑马堤墓地战国仿铜陶礼器制作工艺研究

本文对宜城跑马堤墓地三座战国中期的墓葬所出仿铜陶礼器的制作工艺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陶礼器简化工艺、降低制作难度的理念与青铜器是一致的,而具体成形方式则采用陶器的制作方法。正是在东周楚地礼制普遍化的背景之下,陶礼器作为墓中陈设礼器而非实用器的性质使得它能够采用铜器的制作理念来达到简化工艺的目的。同时,本文还就制作工艺所反映的楚墓等级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制作工艺的规范性也是楚墓等级差异的表征之一。     

蒙城尉迟寺遗址“鸟形神器”的定名与功能

蒙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中,包括一件形制较为独特的陶制品,研究者多称为"鸟形神器"。通过相关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及其他图像资料的比较可知,该器应为粮囷的陶制模型,即"陶囷";陶囷的鸟形装饰、出土位置和相关遗迹表明,该陶囷是史前先民崇拜太阳、进行农业祭祀的礼仪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