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视野中的“新疆”

已经“去语境化”的“新疆”是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省级政区专名。但在传统时期,各类汉文文献中所载“新疆”则另有所指。福柯认为,话语是决定我们知识、权力以及伦理的规则。本文试从概念史的角度,梳理宋代至清末近千年中“新疆”的时空分布及其意涵,试析曾经作为一类政治地理概念的“新疆”在传统叙事中所处的定位,并结合晚清洋务著述中“新疆”的错置现象,重新审视近代“新疆”“故土新归”意涵之说,从而丰富对“新疆”这一古老概念的理解。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兼与广西地区对比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清初官方主导实测的经纬度地图,对清代直至民国初期地图的绘制产生深远影响。对其数字化可为自然、人文要素变迁研究提供这一时间断面具有相对准确位置的地理数据,这对自然要素的变迁研究尤为重要。以图中广东地区为例,采用不同的地图配准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乾隆十三排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与发展,并与之前有关广西的数字化研究作比较。研究发现《乾隆十三排图》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基础,使用相同的坐标系,但是两个地区坐标系的偏移程度不同,主要与地理配准方式有关;图面内容的承继也有差异,这与清初对两个地区开发程度有关。     

中国人物绘画发展及与当代陶瓷艺术的融合探索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作为陶瓷大国的中国,与人类文明发展密切相关。而中国人物绘画艺术崇尚工笔与写意,其创作风格历经千余年的沉淀和演进,名家辈出,名作流传至今,陶冶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审美。文章主要探讨中国人物绘画发展及与当代陶瓷艺术的融合探索,从其发展的主要历史时期、代表性画家、工笔技法、写意技法及其美学探索展开论述,希望能够为当代陶瓷的创作和欣赏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2022年国家治理史研究综述

2022年,国家治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围绕“治理”的基本要义,学界逐步将问题意识聚焦到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方略、政治举措的运作机理上,并从财政、经济、边疆、民族、灾害、环境等多个维度丰富了“治理”的实践意涵,进而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革新完善提出真知灼见。推进国家治理史研究,应加强理论建设,加强整体性、贯通性研究,加强多学科协同。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论章开沅史学思想的特质

2021年5月辞世的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是新中国培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史观和史学思想值得总结。除却具体的历史研究及其学术贡献,章开沅史学思想中有四个独特的观念和特质：“别识心裁”的史识、“贯穴融铸”的通识、“学者人格”的史德和“因诗悟史”的史感。这四个方面的观念与特质,是章开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融合中外古今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史观,也是释读章开沅丰硕史学成果的钥匙。     

王庆成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转型

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发生了大转型,其根本原因虽是改革开放的时势使然,但亦不可忽视有一批率先与时俱进、锐意开拓创新的著名学者发挥重要倡导和推动作用,其中的重要一员就是王庆成。王庆成以其所在的重要职位、所具有的广博视野和学识,一方面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改进太平天国史研究、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号召社会史研究;另一方面更是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提倡设立城市史、近代化等新领域的课题,并得到全国学界热烈而广泛的响应。由此,他不仅开拓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而且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题从先前的只有反帝反封建一个,改变为另有近代化与之并存的两个,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辽史·百官志》官职官署补——据《满洲金石志》

学界已从大量金石文献中找到了部分未载于《辽史·百官志》的官职材料,然尚多有遗漏.《满洲金石志》是第一部对东北金石文献进行整理、录文、考订的金石跋尾类著作,其中包含大量辽代官职与官署,今将《辽史》未记载之官职官署从该书中辑出,依《辽志》体例胪列,以补正史之阙.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