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名士陶廷杰与何亮清的忘年交

咸丰七年(1856)二月初五,已是暮春时节, 天气却冷得犹如隆冬。贵阳(贵筑县)龙泉巷“三块田”何家后花园中的桃树枝上只稀稀落落地挂了几个花苞,而花园东角的十多株老梅树上, 仍有数朵残梅在寒风中摇曳着。一宿未眠的何亮清站在梅树下,他不是在玩赏残梅,而是为友人焦虑不安。自去年九月义     

朱彝尊与晋祠文物考略

太原晋祠古属唐地,乃周成王之胞弟叔虞封唐之所。叔虞子燮父因晋水改唐为晋。后人于晋水之源建祠祭祀叔虞,因称唐叔虞祠,俗称晋祠。晋祠,北魏时已有祠堂、飞梁,北齐时则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至民国历代屡有扩建,始成今日之集古建筑、石刻、雕塑、古树、名泉于一体的博物馆。自《山海经》、《水经注》始,历代献均有记载,然而能将晋祠进行细致考察、认真考证和研究,在清康熙年前惟朱彝尊一人。     

史前东方大口尊初论

文章对史前东方大口尊这一具有丰厚文化内蕴的代表性器物作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在类型划分、功能判别、刻划符号分析等方面得出了新的结论。     

莫高窟第169窟《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及其相关问题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一部在唐宋时期非常流行的密教经典。进入21世纪,敦煌壁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逐渐成为国内外敦煌图像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敦煌壁画中目前发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共8铺,包括盛唐4铺,晚唐1铺,宋代3铺。其中莫高窟第169窟前室北壁发现的宋代一铺,虽然内容不多且有残损,但仍然为研究敦煌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的宗教功能、题材组合、分布关系和绘制形式等提供了珍贵的新视角。     

从孝庄宝册看清代的尊谥制度

尊谥制度是典章制度的重要方面,本文以徽号谥号的确定以及相关宝册的选材、制作过程和保存情况为切入点,结合史实和清代礼仪规范制度,追溯介绍了孝庄文皇太后的徽号和谥号的形成过程,以及相应徽册徽宝、谥册谥宝的材质和保存状况,呈现了清代尊谥制度从初步形成到演变创新,再到成熟完善的过程。     

陶寺墓地彩绘陶器上的鸟纹

彩绘陶为陶寺文化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陶寺遗址墓地中蟠龙纹盘仅见于一类墓,有较复杂图案的彩绘陶仅见于一类墓和二类墓地甲型和乙型墓.目前对于陶寺墓地出土的壶、瓶、折腹盆等器物上的复杂纹饰尚无深入研究,本文提出这些纹饰均为各种形式的鸟纹.这些鸟纹的形态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崧泽文化.陶寺鸟纹继承了庙底沟类型的传统,也受到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影响.     

孙汉韶墓出土陶房考识

1983年,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在成都市金牛区青龙乡发掘清理了一座五代后蜀墓葬。据出土墓志载,墓主为后蜀大将军、乐安郡王孙汉韶。     

珍珠门文化初探

目前,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已基本清楚。学术界一般认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属一脉相承的一个文化系统,是东夷族团创造的。岳石文化之后的商代考古学文化,现已区分为商文化和上著文化两大系统,同时还有二者融合产生的地方文化。商文化主要是商人灭夏后逐渐东扩形成的,而土著文化则是继承了岳石文化,为东夷人创造。有学者根据发现的考古资料提出了珍珠门文化①的命名,以此代表胶东半岛商代夷人的文化。 通过考古工作者十余年的努力,发现了较多的与珍珠门遗存相类似的文化遗存,其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逐渐…     

淮阳彩绘陶院落的年代问题

淮阳彩绘陶院落是目前我国汉代考古中极为少见的建筑明器精品.本文依据出土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组合、陶院落的装饰艺术和时代特征等几个方面,对其年代进行了重新判定.     

青铜编钟起源的探讨

青铜编钟的起源若不梳理清楚,就难以论述明白青铜编钟的发展脉络。基于现有出土物和献记录,讨论了青铜编钟起源的若干问题,指出：青铜编钟可能滥觞于陶铃,其后陶寺铜铃的出现,为青铜编钟的产生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点,而青铜编钟的真正起步是从晚商铜铙开始。对二里头铜铃至晚商铜铙之间存在的缺环,中提出了一种可能性的解释。有人认为南方铙是中原铙南传的结果,本工作则根据中原铙别于南方铙的出土成编等现象,提出了中原铙是借鉴南方铙发展而来的观点。对南方铙和中原铙之间差异、甬钟等的由来、青铜编钟的起源所反映的礼乐意义及其带给今人的启示等问题亦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