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闭环境下地下水分变化对唐皇城墙含光门土遗址的影响研究

含光门土遗址属于室内土遗址,通过对土遗址病害、博物馆内温湿度、不同深度含水率长期监测及土样渗透系数、硬度测量发现,在相对密闭环境中,含光门土遗址在冬春季泛碱、剥落及春季严重霉菌等病害反复发生与遗址水分“单向蒸发”周期性变化有关;周围草坪浇水、降雨、城市排水渗漏向遗址内部渗流引起土遗址管涌的直接破坏。分析了地下水分变化引起含光门土遗址病害的原因,提出了在博物馆两侧设置隔水墙为主要措施,防止周围地下水渗流对土遗址的直接破坏作用,保持博物馆内恒温恒湿,防止地下水的“剧烈”变化引起的劣化影响。本研究可为含光门土遗址保护提供参考。     

现代城市发展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以丹凤门和大报恩寺塔遗址保护展示工程为例

在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当下,文化遗产保护已不仅是“守旧”和“拯救”,更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有机部分被赋予沟通历史与现代的社会使命。因此,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价值认知与现代城市发展理念的协调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议题。同一时期实施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和西安大明宫丹凤门的保护利用工程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探索,其引发的社会讨论也反映出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呈现方式、公众交流机制有调整空间,以更和谐地融入现代化城市发展之中。     

辽朝的东、西上閤门司探析

隶属中央官署的东、西上閤门司并不见于传统契丹社会,其设置与唐代的"入閤礼"有关。入閤起初是朝仪的一种,其后閤门逐渐演变为固定的官署。辽太宗会同初年,效仿五代职司机构始置东、西上閤门司,但其职掌并不以"入閤"礼仪为限。检阅史料可以发现,辽朝中期以后,东、西上閤门司的属官、品级及职掌等诸多方面,在对北宋制度借鉴、效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总体上看,辽朝时期的东、西上閤门司虽有不完善的一面,但作为职掌国家礼仪生活的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千字文与炉瓶三式

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珐琅器中,有许多炉、瓶、盒等器物是乾隆年间制造的宫廷御用器,这些器物大多带有“乾隆年制”的款识,年款旁边有的还分别刻有“田”、“色”、“筵”、“鉴”、“夏”、“集”、“敕”、“门”等字款。     

大通文庙史话

文庙是中国古代城市布局中不可或缺的祭祀性建筑。大通文庙坐落在旧县城所在地——城关镇,这里分布着众多的名胜古迹,文庙是其中的一处胜景。清乾隆年间创建的文庙据史料记载,大通早期的文庙与现存于城关小学院内的文庙地址并不在一处。     

秦始皇陵鱼池遗址的考察与再认识

本文将秦始皇陵北侧的鱼池水体和周边的遗存作为一个整体,统称为鱼池遗址。通过对K0007、动物坑、吴中吴东建筑遗存内容的分析,特别是结合近年鱼池水体范围的考察认识和水体西侧夯土道路遗存的考察成果,鱼池遗址的整体性质应该少府所属的一处苑囿在秦始皇陵陵寝制度中的体现。     

被边缘化的群体和被边缘化的法律——对富士康“跳楼门”事件的法律思考

富士康＂跳楼门＂事件属于社会转型时期被边缘化的劳动者极端地反映自身利益诉求的方式。该事件不仅暴露出劳动密集型企业管理模式的弊端,也折射出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对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缺位。同时,富士康在对＂跳楼门＂事件的处理中也存在着与法治精神和现行法律规定相违背的地方。本文就富士康＂跳楼门＂事件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对《贞观礼》渊源问题的再分析——以贞观凶礼和《国恤》为中心

隋朝牛弘批评南朝礼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指向南朝凶礼和皇帝丧仪的主要方面。《贞观礼》的《国恤》和凶礼主要继承了北朝和隋礼的某些精神原则和具体仪目,但亦显示了来自南朝礼的遗存和影响;《国恤》中可能有采自南朝成分而入贞观改礼二十九条的内容。《贞观礼》对前朝凶礼的效仿和国恤礼的建置,进一步证明贞观之际对于南北礼制的全面借鉴与综合吸收。     

秦汉帝陵陵寝制度及其象征研究的思路探析——以秦始皇陵的研究为例

本文从秦汉陵墓的考古资料与研究成果出发,讨论陵寝制度与象征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问题。秦汉陵寝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陵寝制度也就是陵墓制度,狭义的陵寝制度指陵侧出寝的建筑制度,多年来两方面都进行了深入讨论;秦汉陵墓实行独立陵园制度,对于陵园的象征有若都邑说、若宫城说;近年在此思路基础上,出现了将地下陪葬坑与秦汉帝国职官架构比拟的新思路,这种思考还需要从理论与考古实践上进一步完善。     

城垣稀缺文物——北京正阳门箭楼千斤闸 暨对千斤闸贯柱、滑车与滑轮的考证

说起千斤闸,人们往往联想到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勇猛非常,曾力举千斤闸,让士兵逃生。《隋唐演义》中杨林准备关闭城门炸死群雄,这时大力士雄阔海奋力托起千斤闸,让各路豪杰迅速通过,而自己则筋疲力尽丧生于千斤闸下。千斤闸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事物发展遇阻,被喻为＂遭遇千斤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