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的反应(1956—1958)

1956年,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是否同意、如何回复成为英国政府“公认的困难问题”。英国外交部、殖民部、英国驻华代办处、港英政府等均参与了讨论。驻华代办、港督存在不同认知,而他们所属的外交部和殖民部考量不同但意见高度一致。外交部注重将其放在冷战格局下的英美关系、英中关系考量,特别是考虑台湾因素的影响。而殖民部主要着眼于香港的内部稳定以及对英国远东殖民利益的影响。从拖延到拒绝,英国的反应是在英美中三边关系下对英中关系进行风险评估的结果,反映了香港在西方阵营中战略价值的提升,折射出英国遏制共产主义又试图维系与中国关系的心态,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争夺人心以维护在香港的殖民利益。     

英印殖民时期的缅甸华人及其政治参与——从1923年仰光华社迎接英印总督访缅谈起

论文利用中英文资料,以仰光唐人街为出发点,探讨缅华社会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殖民地多元种族下的传承和变迁。尤其借助1923—1924年英印总督访缅这一背景事件,剖析华社在这一帝国正式场合上的表现和各方反应,并借此探讨20世纪20年代缅华社区的结构、冲突和转型及其与殖民地主流社会的政治互动,展现缅华这一个既有南洋华侨华人共性又不失本土特色的亚洲移民群体及其殖民经历。     

南洋劝业会的倡办与选址

张振勋倡办南洋劝业会100年前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界的一件大事。第一个倡办南洋劝业会的人,一般人认为是两江总督端方。但追本溯源,应当归功于爱国华侨张振勋,端方仅仅是上奏表示愿意承办南洋劝业会而已。     

清末的两江总督与南京玄武门

去年,南京市有关部门隆重举办＂玄武门开启百年＂纪念仪式,各家媒体纷纷宣传报道,活动搞得热热闹闹。其实,这是在给玄武门过＂虚岁＂。玄武门是为南洋劝业会而开,动工在1909年,竣工、开启在1910年的上半年。     

陶澍计惩奸诈小人

陶澍（1779—1839）,字子霖,清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使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道光皇帝曾亲书“印心石屋”匾赐之。1839年6月病逝于南京。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弱国无外交。曾氏处理此案的苦衷,就因当时的清王朝实际上只有一个空架子。以曾氏的为人,能不知其后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属无奈。     

宋教仁的珍贵私人藏书下落之谜

<正>1939年7月的一天夜里,南京城西一带突降雷暴雨,龙蟠里国学图书馆与隔壁清代两江总督马新贻祠堂之间的围墙突然倒塌,露出藏在夹墙里的几木箱字画图书。     

清代新疆镇迪道再探

清代新疆镇迪道系由安西道和乌鲁木齐差缺粮务道改置而来,在同治以前的承平时期肩负着内地直省藩、臬两司之任,辖境内既有正式设立的府厅州县政区,也有分防佐贰杂职分担州县的部分职能。同期该道由陕甘总督“统辖”、乌鲁木齐都统“兼辖”,乌鲁木齐都统同时受伊犁将军“节制”。但总督对镇迪道的“统辖”很大程度属于“遥领”,将军对都统的“节制”也流于形式,从而使都统的“兼辖”有了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道员任兼藩臬,都统职权与直省督抚相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行省性质的特殊政区——乌鲁木齐都统辖区。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被其他面临相似情况的地区援例效仿,有一定借鉴意义。     

陕甘地区商代秦文化及相关问题

以前我们说到商周时期的秦文化,最早可推至西周中期,例可参民国时期礼县出土的秦车器,①西周中期以前的秦文化我们茫然无知。毛家坪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探索西周时期的秦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毛家坪遗址对探索西周时期的秦文化,至少提供二方面的说明：一是西周时期秦文化的面貌;二是西周时期陇山以西地区（西周时期秦人未逾陇山而东）秦文化的分布范围。关于第二点,早年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作考古调查所发现的所谓“周代遗存”,②由毛家坪材料可知,“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应是像毛家坪那样的秦文化遗存”,③因此,西周时期秦文化的分布…     

试论李鸿章身边的洋顾问

李鸿章自1862年率淮军入沪镇压太平军,旋出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1870年后又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清廷外交长达20多年,他与外国人的联系相比较于其他地方督抚而言更直接而且持久。因此,聚集在他身边的以备遇事顾问的洋员数目也相对较多。本文试图通过对李鸿章身边洋顾问活动、经历的分析,来探讨洋顾问对李鸿章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李鸿章如何处理与这些特殊人员的关系。不揣愚陋,愿以此就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