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中“必要限度”的判断标准研究

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区分中“必要限度”这一要素的理解,理论界的分歧一直都存在,实践中也难免存在一些混乱。对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理解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从行为无价值的角度,即应当根据行为的特征来判断,另一种是从结果无价值的角度,即应当侧重于防卫行为造成的结果,但两种观点各有利弊。基于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本质和对两种不同观点的利弊分析,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应当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以行为无价值为补充。     

保守与激进——论马丁·路德与反抗暴君理论

马丁·路德是16世纪宗教改革中的关键性人物,在反抗暴君理论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反抗暴君问题上,他的立场经历了显著变化:最初,路德的"两个国度"划分导致了反抗世俗统治者问题的出现,但与此同时,他又反对民众反抗世俗统治者的行为,坚持消极反抗的立场。16世纪20年代末期,路德开始由保守转向激进,他先是赞同了立宪主义的反抗学说,而后又部分接纳了自然法的反抗理论。路德在反抗问题立场上的种种变化反映了其思想上保守与激进的冲突,体现了16世纪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封建体系与自然权利体系的交锋以及封建力量与绝对君权的对抗。     

约翰·密尔对权力与干涉限度的思考——以密尔评论《接触性传染病法案》为中心

《接触性传染病法案》是英国政府在19世纪中后期管控性病传播的重要法案。密尔有关此法案的评述,他参与废除法案运动和争取女性选举权运动等社会行动,体现了他对该法案所关涉的权力与干涉限度问题的多维度思考,这远非“伤害原则”所能涵盖。密尔关注权力的形式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医学权威无法为该法案提供合法性,围绕此观点的论述展现了他对权威、真理与个人判断之间关系的理解。在传染病防控的语境下,密尔并未划定权力干预个人自由的统一标准,而是在考虑到个人自由、道德提升、社会进步等情况下来判定干预界限,这是一种在情境中应用功利主义的做法。密尔对法案执行和废除法案运动的观察,推进了他对女性争取选举权意义的认知和两性共同治理的构想。通过解读密尔关于该法案的评述,可丰富、深化甚至修正我们对于密尔某些核心政治理念的理解,启迪我们在公共卫生语境中如何看待权力与干涉限度等问题。     

我甚至想到死，就是没有想过反抗——对话屠岸

儒家思想和逆来顺受人物周刊：据说《生正逢时一屠岸自述》被您删了许多,是否为了笔下留情？ 屠岸：也有。比如有位大诗人,我非常敬重他。他的夫人和我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在书中都写到了。当年他们刚结合不久,诗人就被划为右派。他夫人没有因此而离开他,一直跟着他去了黑龙江、新疆。他住在地窨子里面,无援无助,几度想自杀,如果没有他夫人,他可能就死了,也就没有他晚年的复出与一段辉煌。     

口述史、社会记忆与乡村社会研究--浅谈民事诉讼档案的解读

我在最近的一项关于乡村宅基地纠纷的研究中,接触到大量民事诉讼档案,在阅读法律卷宗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那就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在提出权利主张时所表达的事实,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都会提供相关的人证、物证,这使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从法官的角度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力寻求最大限度的法律事实,     

“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观

在 2 0世纪 2 0年代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中 ,围绕着胡适和梁启超给清华学生开列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出现了争论。胡适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反映了他具体实践整理国故主张的一个方面 ,即把国学研究史学化 ,用文化史的眼光统整国学研究的范围。梁启超则从“狭义的”文化史观念出发 ,对胡适提出了质询与批评。他们都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反抗全世界对你的期望

亲爱的木木:我和男友相处不错,已经打算结婚。婚后两家家长会催我生孩子。我非常不喜欢小孩,如果可以的话想一辈子都不生。我男友也不喜欢小孩,可他觉得别人都有小孩所以自己也得有。他总认为生个     

方志革新的非凡之举——读《山西大典》的感受

一部大型典籍性工具书《山西大典》寄至我的案头,我如获至宝,连日粗略浏览了一遍,禁不住拍案叫绝。如此包罗宏富、内容广博的山西省情之集成大成,的确堪称一项伟大的化建设工程。它创造性地拓展了地方志工作,提升了方志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方志为两个明建设服务的现实作用。我更赞赏山西省史志研究院之敢为方志闯新路,举起了方志革新的大旗,实在可敬可佩,可喜可贺！     

湘西民间故事对湘西少数民族性格的影响

湘西民间故事源远流长,题材众多,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等,这些源于生活的美丽幻想除了娱乐作用外,还蕴藏着道德,伦理,经验,教训等积极的教育意义,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口传心授,渗透于湘西少数民族的潜意识里,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地方民族性格特征。     

被展示的尸体

一起人命案，讲述的男子不满赔偿，结果被镇长结束了生命，死者家属就把死者的尸体放于政府门口表示自己的不满与反抗，死者家属用其尸体作为反抗的武器。中国人历来对鬼神怀有敬畏之心，对尸体更是充满恐惧，中国自身的文化特点，使中国历史此类事件，屡屡发生，我们进一步探讨，此类事件发生的原因，于此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农民一般情况下更多采取的是“日常性反抗”，从而分析比较一下，这类尸体作为武器的反抗与“日常性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