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缺位：苏联政体的陷阱——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陈独秀晚年对前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过冷峻的思考.他的结论是: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斯大林对民主的粗暴践踏,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个人心术特别坏",而在于政体存在严重弊端--最高统治者手中的权力缺乏起码的制约;是独裁制造就了独裁者,而绝非相反.陈独秀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是独到的,具有前瞻性的.他明确地告诫人们:社会主义革命后建立的"民主政权",离真正的民主自由制度还差十万八千里;不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文明机制,不搭建权力分立、监督、制衡框架,不真正确立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言论自由等等具体的制度和程序,社会主义民主必然有其名而无其实,个人集权专断的悲剧便难免重演!陈独秀晚年的这些思考和见解,不仅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验证,在刚刚迈入门槛的21世纪,依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陈独秀在“汉奸”事件后的抗战政见评析

陈独秀的抗战政见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汉奸"事件后,他与中共的政治对立使其前期抗战政见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演化,其抗战理论与中共的抗战实践由脱离走向严重对立,由此从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倒退到依赖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泥沼.但抗战救国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他仍为中国抗战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陈独秀在1921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述七大的工作方针时讲过。“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陈独秀与岳王会的创健

陈独秀投身于革命活动的时间其实很早,甚至从他小时候对科举制度的厌恶而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的叛逆态度,就显示出几分“革命”的性格。1901年,陈独秀东渡日本。在那里,他受到西方思潮的洗礼,接触了孙中山等革命家,使其革命性得到更大激发。创建岳王会就是陈独秀革命性的重要体现。     

陈独秀与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大革命危急时刻的1927年4月27日立5月9日.凡十年来对五大的评价及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通过梳理陈独秀与中共五大的关系,得出与传统看法不尽相同的结论: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五大有明显的缺陷,但不能全盘否定;陈独秀在五大的连任是历史的必然,并不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决定因素.     

陈独秀国家统一思想述论

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经历了前后截然不同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他主张国民党、进步党、北洋官僚三大势力平分政权,实行联邦制以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这一时期陈独秀对国家统一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肤浅的乃至于错误的.第二阶段,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发生了质的变化,提出了通过人民革命方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最终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系列观点,从而构成了关于国家统一的完整的思想体系.陈独秀的国家统一观虽存在若干失误,但与同时代人比较,仍不失为最激进、最彻底、最可行的国家统一观.     

陈独秀：寂寞向晚石墙院

移居石墙院。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后．从南京来到武汉,后又辗转到了重庆。     

陈独秀的个性和人品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陈独秀的这首诗,是他独特个性的真实写照。他一生在政治斗争中搏击,雄辩滔滔,轰轰烈烈,可是,最终却曲高和寡,形单影只。晚年,他僻居四川江津时,已是布衣蔬食,贫病交加。昔日的“不羁之马”,虽已是“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但是,这个倔强的老人依然是特立独行,倜傥不羁,穷当益坚,至死不变。     

陈独秀：除却文章无嗜好

国内关于陈独秀的著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历史方面虽也不可能不涉及,但毕竟比重较小,不大相称。最近已知有人注意及此,不免引发我很多联想。陈独秀先生在他波澜广阔的生涯中,最早、最多关注的是文化方面,著述很多,分量很重,与他的政治生涯联系得也最密切。他从一起步,首先就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何以渐渐左转,对研究者一直是个谜。这左转的背后,定然有它逻辑的必然,什么是它的合力,那就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史与文学的发展史,是两条不同线。认识每一条线,都不能孤立地看,参照起来,就可以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