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顯)公簋及其铭文的发现,对厘清晋国早期历史上的诸多问题,比如叔虞封唐后的爵称、燮父所改"晋"的由来、叔虞封唐及燮父"侯于晋"的地望、"唐伯侯于晋"之"唯王廿又八祀"为何王纪年、公家族与晋国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

本文主要探讨了易州《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石刻的时代背景,就碑主智朗及其师海云与早年忽必烈的交往活动进行了考察,并揭示出碑阴忽必烈手迹的重要研究价值。     

朔方节度使（二）

唐朝第四任灵州最高军事长官——灵州道行军大总管,是被誉为“盛唐战神”的大将、军事家、唐朝的开国元勋李靖。唐初有4位有名的大将：李靖、李道宗、李勣、薛万彻,其中3位到灵州担任过最高军事长官,足见灵州在唐代战略地位的重要。     

《Shi公典盘》及相关问题

《文物》1998年第9期发表了《长清仙人台五号墓发掘简报》。五号墓为春秋时期Shi国贵族墓葬,墓主为一成年女性。其随葬器物中有一自铭盘,据铭文内容,此盘可名为《Shi公典盘》,简报中附有器形及铭拓。同期又载方辉先生文《Shi公典盘铭考释》,笔者在读过简报和方文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样的初步研究——兼谈蜀锦中的西域因素

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雕有联珠团窠圈、对鸟、天人、天莲花等纹饰。从传世及出土的中古蜀锦及相关史料推断,此佛像衣带表现的是联珠团窠圈纹蜀锦,这类蜀锦的出现可能与南北朝晚期益州与西域的交通,以及来往于其间的粟特商人有关。     

彭元瑞藏知圣道斋本《周益公集》编校考述

周必大是南宋著名大臣,著述卷帙浩繁。他的嗣子周纶将他的文集的首一百廿五卷、附 录五卷和周纶撰的年谱会梓,余下的大量　记和书稿则由郑子敬募工人刻印。全书合共二百卷、附 录五卷和年谱一卷,名为《文忠集》。清道光末年,欧阳　与彭邦畴等以彭元瑞在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 购得的《周益公集》为底本,重新编刊周必大集,书名《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此本卷末所录《记钞周 益国文忠公集始末》简述这部《周益公集》的背景,惜仅存半篇,未能清楚交代此本的编校过程。幸而 《　宋楼藏书志》载入了宋宾王为周必大集写的跋文,其前半篇的内容与《记钞周益国文忠公集始末》 十分相似,这不但证明了宋宾王是《记钞周益国文忠公集始末》的作者,他的跋文还扼要记录了宋宾 王、谢浦泰等人校订这部《周益公集》的过程。     

秦子与秦子墓考辨

传世有秦子戈、秦子矛等数件青铜兵器,上世纪九十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墓地出土了一批秦子青铜礼器,其时代均属春秋早期,专家们看法基本一致,但秦子是谁,研究者却众说纷纭,各执其词,莫衷一是。我在1985年《金文人名汇编》中就主张秦子是未即位而去世的秦文公长子,死后文公追封其为静公。近几年又有一批大堡子出土的秦子器发表,以及乐器坑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资料,笔者根据这些资料,结合文献进一步论证秦子就是秦静公,同时进而可以确定大堡子2号墓就是静公墓。     

试谈第二轮县（市）志公、检、法部类存在问题与解决办法

已出版的第二轮县（市）志公、检、法部类主要存在事物归属不当、内容与首轮志书不承接、部门志痕迹明显、缺少以事系人4个方面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到：设置合理篇目、承接首轮志书、消除部门志痕迹;记述资料全面、系统、完整;记述内容应该承接首轮门类,在继承中实现创新。创新内容主要有3个方面：反映时代特色、地方特点;显示公安、司法干警风采;体现对确保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试说秦西山陵区的相关问题

地处陇南丘陵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古墓群,沉睡约两千七百年以后,在1992年—1993年惨遭疯狂盗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向海外,许多铸有“秦公”铭文的壶、鼎、簋、编种等重要青铜器及     

由《匏庐公日记》看康熙朝中后期的钦定书纂刻事业

《匏庐公日记》为康熙朝内廷词臣陈邦彦的日记,其中多言及作者所亲历的书籍编纂校刊事,为洞悉康熙朝钦定书成书过程中参与人员的组织动员、官员私人力量的采用吸纳、皇帝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信息,对了解康熙朝中后期钦定书纂刻事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据《匏庐公日记》可知,康熙朝中后期的钦定书生产模式为适应现实需要,在以皇帝作为权威裁决者这一前提下,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广泛且有效调动了地方的文化、经济资源作为宫廷出版力量的有力补充,使得一系列大型钦定书在短时间内相继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