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点滴做起，提高写作兴趣

“阿姨,买本作文书”。这样的话经常在书店里回响。是啊,写作文真是愁坏了好多同学。他们总是觉得无话可说、无事可写。于是便买本作文书,或者找篇范文照猫画虎,应付老师的差事。听说有的老师还挺鼓励,美其名日：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并且认为,学生抄多了,熟能生巧,写作文也就不难了。这些种种“奇谈怪论”,真让我这个多年从事初中语文教学的人,感到很惶惑。学生怕写对作文心理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那怎样才能消除学生对作文的畏难情绪呢？下面通过我十几年的语文教学经历,谈谈如何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从怕写作文到逐渐喜欢写作。     

浅谈文书档案电子化应用与管理

档案信息接收、传递、存储和提供利用的一体化及档案信息的网络化总结了在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思考。随着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这些时代的"热词"将"给力"档案管理工作,因此,档案管理工作将对推进改革,规范行为,促进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举足轻重的作用。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违戒蓄财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僧尼违戒蓄财比较普遍,不同等级的僧尼拥有不同数量的资财.僧尼通过经商、继承、出使等手段违戒蓄财,同时违戒蓄财也得到政府认可与保护,他们有权通过各种合法渠道得到资产,享受一般百姓的各种待遇,同时也承担与百姓一样的各种色役压迫.通过双敦煌地区的地理位置、外来宗教、吐蕃统治的影响等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出晚唐五代敦煌僧尼违戒蓄财是有深层社会原因的,也有其历史原因,同时还与敦煌地缘特点和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发展的趋势,及敦煌地区其他宗教对佛教的影响有关.     

徽州文书与徽学

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科 ,根本原因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 ;没有徽州文书 ,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州文书现存约 2 0万件 ,内容涉及徽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等特点。正是由于徽州文书的学术价值被发现 ,才出现了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的新学科———徽学。徽学研究将给宋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满文古籍书说

辽宁省图书馆收藏了大量满文书籍．已经整理的满文书籍有400多部260种左右。本文按照四部分类法对馆藏满文古籍图书做了介绍。     

简述《广东土地契约文书》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买卖则反映了社会进程中地权所有制的变更和买卖方式的演变,它是社会经济形态最鲜明的体现。故历代的土地文书总被人们所珍视．成为研究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广东土地问题的研究向来比较薄弱,原因是资料的欠缺。近几十年来,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变动,土地契约大量散失,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因而在史志的编写工作中,难免会忽略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撰述。     

介绍几件六必居文书

六必居是北京最古老的老字号 ,前两年在参观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时 ,看到了几件有关六必居的文书 ,如 :卖房契、光绪 19年功牌、清末民初的六必居根帐等等。通过对这几件文书的介绍可以看到六必居的发展脉络。     

"历史碎片"啄探--江西民间契约文书考察

民间契约文书包括民间契约和其他民间文书,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民事交往及经济交易中所订立的各式契约;(二)与各式契约活动相关的、民间收执的各类票据书证之类;(三)族谱、诉讼状、碑铭和家书之类的各类民间私撰文书。民间契约文书细致地反映了历史上民间生活的真实面貌,是官修“正史”之外的珍贵的“民间正史”。20世纪中期以来,其价值日益受到国内外人文学界的重视。江西民间契约文书存世数量较大,文书种类齐全,内涵丰富,真实、细致地体现了江西的地域特色和历史特点,是一座丰厚的学术资源宝库,具有重要的发掘价值。     

唐代差科簿制作过程——从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役制文书谈起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区61号墓所出一组文书,与唐代籍帐类文书中的差科簿制作相关。通过对该组文书及敦煌、吐鲁番所出有关文书的梳理分析,可探究差科簿的制作过程、方式、地点等问题,并解释出土文书中所见不同形制差科簿的形成原因,有助于深化对于该类文书性质及其运行实际的认识。     

日本秘档中的"汪精卫工作"考论

我国学界在关于"汪精卫与日本关系"的一些有限的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主要还是中、日双方当事人的资料,以至于这个重要史实,迄今还充满了传奇与神秘的色彩.本文就1939年12月日本内阁情报部发表的"绝密"资料《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的经过概要》,对于日本的"汪精卫工作"进行了考论.日本方面首先认定"汪精卫和平运动发端于1938年春中国事变进入正式阶段之际",而并非起于中国内部抗战以来的和战之争.日本的"汪精卫工作",是在1938年1月、11月的第一次、第二次"御前会议"分别决定的对华政策,以及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一次、第二次声明之间进行的;汪精卫集团的降日,是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必然过程和最终结局.汪精卫在河内"工作"无成的情况下,半推半就地投入了日本的怀抱之中;他既已逃亡上海、蛰居于日本的卵翼之下,其政治生命从此就完全听命于日本.1939年6月的汪精卫第一次访日,把他与日本的关系公开化;回国之后,开始了组建伪中央政权的工作.日本首先自我否定了"重光堂协议",趁机继续贯彻第二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并把将来对于该伪政权的政策,预定于与汪氏集团达成的密约之中."汪精卫工作"不仅是日本的"谋略",而且是日本侵华国策的产物,前者是从属于后者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形式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