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及汉初司寇受田问题研究

秦及汉初的司寇都可以受田,但受田数仅是无爵者的一半,里耶秦简所见"司寇田计"和"司寇田课"就是登记司寇占田情况的专门账簿.秦及汉初的司寇从西周衰变而来,既不同于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春等徒隶,也不同于服司寇职役的城旦司寇、春司寇、城旦春司寇等,是身份低贱的课役农.他们不能像普通受田民那样农作纳税,国家仅授其田五十亩以自养,而且要随时听从官府征役,徭役负担比较沉重.随着徭役货币化,经济上具有半自主身份的司寇与官府隶属关系日益疏离,国家继续控制颇具半受田民性质的司寇服役,管理成本日益加大,不如使用犯法的罪犯,司寇逐渐成为罪刑名称.司寇性质的变化,也导致具有特殊历史符号的司寇田随之消失.     

科举制度改废与清末十年士人阶层的分流

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场制度变革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中国文化的命运.士人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垄断者,居于中国四民社会之首.科举制度停废,意味着其原有流动渠道不再畅通,从而分流到新式政治、经济、军事、教育部门.士人通过身份转变,担当起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     

“君子待时而藏器”: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

九一八事变前,"学人入仕"的金毓黻公务与酬酢甚多,但其主要志趣却在学术。事变中,金毓黻即以读书、著书来消除拘禁生活的苦闷。伪满建立后金毓黻有意地从政界转到学术界,但也被迫参加过政治活动。其间金毓黻与伪满官员维持着学人或旧谊性质的往来,并发展了同日本学者的交往。这种关系网改善了金毓黻的处境,也有助于其学人身份的树立。随着处境的改善,金毓黻的日常生活亦从深居简出发展到相对自由,但政治环境的压抑与隐居治学的苦闷始终存在。伪满时期金毓黻的隐居治学是其基于民族大义与现实局势的应对,其间金的"权势"与身份随之发生嬗变,金通过身份转型实现了保身、治学与脱困。     

张闻天一九六二年扬州之行

1962年,正值我国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张闻天同志南下江苏、上海、浙江、湖南三省一市的城镇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社会调查,其中在扬州的调查就有14天.由于这次调查者的特殊身份和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外界对张闻天的此次扬州之行知之甚少.     

为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作“铺垫”——说说当年“以工代干”那些事

大凡年龄在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可能对“以工代干”一词都不会十分陌生。所谓“以工代干”,是指常见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人事工作现象,即部分工人编制的人员在未获得干部身份的情况下,就承担起干部工作、走上管理工作岗位。“以工代干”既可以指代一种运行机制,也可以指称在这一机制下工作的人。     

清初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的编设及所属人等身份构成

包衣，源自女真部落时期贵族家内供役使之家人与奴仆。后金建立及八旗编设，使得包衣组织得以形成并分编包衣牛录及浑托和管理。入关之时，留驻盛京之包衣佐领内因存在正身旗人所属家人及奴仆，使得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于包衣参领外单独编设而盛京之浑托和下人等仍由京旗所属。包衣三佐领所属人等身份，以被俘旧汉人及关内移民为主。     

改革开放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一、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演变1949年之后,对敌对分子、敌对阶级的认定,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确认,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演变。这里,我引用我的同事丁明清(化名)同志在《关于专政对象的演变》一文中的论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对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群体,它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显现和更新。对于专政对象的界定,从来没有履     

近代银行家的身份功能及其实现——以金润泉为例

银行家群体是近代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以雄厚的资本要素影响诸多领域,有不可替代的身份功能,并与其社会活动形成正面的互相推动关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银行家以积极姿态将触角伸入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层面的身份功能,最典型者为通过调停军阀争斗而扩大自身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国家权力扩大的制约,银行家一方面借助政府的倚重,通过协助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实现了其身份功能的经济转向;另一方面,近代银行家还在诸如灾患救济、教育事业上积极介入,实现了其身份功能在多领域的延伸。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实现,实质上也是其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实现。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因时转向及其实现方式的改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的变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