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主张的较量与战后德国经济发展

战后德国经济是在左和右,即主张国家干预和自由经济,这两股社会和政治势力交互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前者主由社民党体现,后者由基民彤社民盟主张。最初这两股势力形成了有效互补,使得德国社会和经济进入高发展期,后来由于这两股势力彼此抗衡过度,失落了有效互补,社会体制失去活力,经济和社会进入发展低迷期。如今,德国经济一直挣扎在这样的发展困境中。     

对中国民族国家的认识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具有领土、主权独立、垄断合法使用暴力、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和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五个特点。中国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它的演变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强化中国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关于国家精品课程团队建设的几点思考——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

本文立足于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团队,从组建国家精品课程团队的必要性、核心、关键和中心目标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国家精品课程团队的建设对于课程建设、人才培养和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以及提升高校的教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成为加强国家精品课程建设的重要举措。     

大流氓或小流氓：艰难的抉择

【原文摘编】打乒乓球的邓亚萍现在是人民搜索的总经理,她形容百度为“众矢之的”。百度在业界是什么地位,大家都笑而不语织毛农,邓亚萍大声说出来了。因为她有底气：百度应该学习中国乒乓球队的养狼计划,让对手强大起来再去打败,“我们本身代表的是国家,你不用打败我们,     

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经济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冯天瑜《封建考论》一书出版以来,赞成废弃中国中古时代为封建社会的人日益增多,并相继提出各种提法来取代封建社会这一概念。2010年5月,《文史哲》编辑部举办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专题学术研讨会,更是推动了这一进程。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中古中国社会形态或社会性质,已经提出了诸如封建帝制时代、帝国时代、帝制时代、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皇权社会、帝制农民社会、郡县制时代、选举社会、专制社会等等各种提法,而每一种提法都没有赢得多数人的认可,相关研究呈现出理论解放之初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局面。在不同提法背后所潜藏着的是不同的判断标准、不同的方法论思想,如果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则可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因此,本刊邀请相关学者撰文,就中国中古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希望有更多学人参与进来。     

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华夏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和互动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古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及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同时也导致古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地缘与民族地缘的特征。它使中国在国家与民族认同上呈现重要特点:即族别上的兼容性、民族统一与国家安全的一致性、文化的开放性。近代以降,传统家天下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受到严峻挑战,其认同观念面临断裂和重新阐释、再塑的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仁人志士积极探索民族国家的重建途径,创造性地提出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统一的思想,并以此为核心构建近代中华民族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新的一致性。     

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

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曾对北宋国家祀典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黑杀将军临降为宋太宗继位提供了君权神授的道教依据。景德二年南郊神位变革试图通过神位秩序的变动,将儒教的南郊祀典改造为道教神系。昭应宫玉皇祀典一方面如唐朝的太清宫被纳入儒教的宗庙系统中,另一方面也保存着独立的道教性质并与郊祀礼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徽宗朝和阳宫的玉皇祀典,则是将郊祀神位体系纳入到道教的三清之下,由道教统领整个国家祀典。北宋道教挑战儒教国家祀典正统地位的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北宋国家祀典中的道教现象,既非唐宋以来某种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反映,也不是国家祭祀体系向民间信仰开放的结果,而是宋朝重建政治文化过程中多元化取向的表现。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断裂与现代性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变异

鸦片战争以后,在与外洋交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清廷上下逐步偏离传统天下观,开始认识到天下存在着众多不同于四方夷狄的国家,且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有识之士则在19世纪下半叶已彻底抛弃传统的天下观。在戊戌变法时期,这类士人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格局及中国在世界的险恶处境,在竞争进化论的地基上形成了最为明确的现代性国家意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知识界全面否定了建立在竞争进化观之上的国家关系原则,向古老的天下大同理想回归,现代性国家意识彻底淡化。国民党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期间,又将政治意识形态混入国家意识,致害国家权益,影响极其深远。     

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尽管中国传统士绅的正式身份通常由国家法定,明清时代深刻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却助长了士绅的非国家规定性。其中,明中期以来新社会经济环境里的多种资源滋养了以地方为取向的济宁士绅社会。在日常生活里,如同他们的江南同侪,晚明济宁士绅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教育、道德和财富优势,塑造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人文氛围和地方认同,并建立主导地方社会关系的文化和政治霸权,从而与国家发生既冲突又合作的错综复杂关系。明清王朝更迭之际急剧变幻、动荡的环境为士绅提供了把他们的多重角色发挥到极致的舞台;士绅大起大落的境遇和困惑显露了其处在帝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历史性格。     

改革开放以来先秦史研究的理论模式转换

检阅新时期以来的先秦史研究,人们完全有理由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鼓舞。无论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先秦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等专题研究方面,还是在传统的夏商史、西周史、春秋战国史等断代研究方面,抑或是关于先秦古国史、地域文化史的研究,都是新作不断,成就不菲。但是在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也的确存在某些隐忧,理论思考的缺失或弱化,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或许是厌倦了以往古史分期讨论的繁杂和空疏,也许是不想再固守社会形态思维的刻板和教条,人们大都表现出对于理论问题的不屑和怠倦。然而,理论毕竟是学术的灵魂,没有理论贯通的具体研究,终究会显得孱弱和苍白;没有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学术发展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推进。近年来史学研究中普遍性出现的碎片化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理论研究的弱化,已经成为制约先秦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历史研究不能逃避宏大叙事,先秦社会性质的判断也不应该缺失,这些都离不开理论思考。有鉴于此,本刊开辟三十年先秦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专栏,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是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