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志稿的编辑质量

作为官书、资料性文献的地方志书,编辑加工有其特性。在提高志书质量的诸环节中,编辑人员对志稿进行编辑加工是不可忽视的一环。为提高志稿的编辑质量,要把编辑加工作为续修各级志书必不可少的一项主要工作,尽可能地校正和弥补志稿中存在的各种差错和缺陷。     

精雕细镂修佳志——浅谈《阿克苏地区志》之编纂

2008年6月,历经数十载的劳作,《阿克苏地区志》终于出版了。捧读巨著,不胜欣然。一部好的综合性地方志书,不仅是对祖国修志传统的继承,更因其对该地区百科全书式的记述而成为资治存史、益今惠来的有力工具。《阿克苏地区志》正是在全地区各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下,在编撰人员的辛勤努力下,完成了上述使命。这部400多万字的巨著,字里行间勾勒出阿克苏地区上千年的历史,凝结着几届编纂人员历经20多个春秋辛勤耕耘的心血。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书,确保质量,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国家关于出版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方志理论探讨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孟庆斌在《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对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夏天,章学诚和戴震之间发生的关于修志问题的激烈争论进行探讨。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文章分析     

嫩江流域单耳陶杯研究——兼论嫩江流域单耳陶器的起源与流向

20世纪30年代初梁思永先生调查和发掘齐齐哈尔附近的昂昂溪遗址揭开了嫩江流域考古的序幕.至21世纪初,作为东北地区一个重要的考古区域,黑龙江、吉林两省的考古工作者在嫩江流域开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嫩江流域考古取得了很多的科研成果,新石器至汉代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框架已基本构建.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早至晚有小拉哈一期甲组遗存、靶山类型和昂昂溪文化[1],夏至早商时期的小拉哈文化,晚商时期的"古城类型",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白金宝文化,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汉书文化[2][3],东汉时期的红马山文化[4].     

袁枚的“诗”“学”观

袁枚针对清诗目益学问化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于是有人误认为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轻学浅薄,游学无根。事实上袁枚很重视诗歌与学问的关系,他对“诗”与“学”的关系有三个基本主张：一是诗须有学,二是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三是主张化学入诗。他的诗歌没有脱离清诗质厚重学的时代特征,不是清诗的变异,而恰好是这个茂盛园圃里敢于争春怒放的花朵。     

孙殿起《贩书偶记》的史料价值

从表面上看,《贩书偶记》只是书商出身的文献家孙殿起先生在经营古书时编录的一部图书目录,但它在著录图书之时,对与各图书相关的重要信息或多或少地作了一些抄录,这些信息包括撰者的生平传记、著述情况、书籍本身的刊刻、序跋等等,尽管零零总总,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浅析唐兰“三书说”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20世纪30年代唐兰先生在批判“六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理论“三书说”。“三书说”的提出是对传统权威的首次挑战,为我国研究汉字的构造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了中国文字学的发展。然而,“三书说”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应当用辩证的态度来看待“三书”的价值及局限性。     

新见九十六篇欧阳修散佚书简辑存稿

本文旨在公开笔者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所藏南宋本欧阳修全集中所发现的九十六篇散佚书简文。因考虑到文章篇幅,对于散佚书简文本以外的论证部分力求简要。有关天理图书馆所藏欧阳修全集之版本等一些问题,笔者在2011年九州大学举办的日本中国学会宣读的论文中已有比较详细的考证（本文之论证部分仅为其中的四分之一）,而对於保存了这九十六篇佚文的天理本欧阳修全集之成书原委及与其他宋本欧阳修全集之间的关系,笔者亦将在今后撰写专文,予以详考。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南皮县志（1987～2006）》的几点启示

地方志书是反映一地情况的综合文献,因反映现实,必然述及历史,因为历史是现实的基础,现实是历史的形成。志书从历史的发展看现实的形成,从历史的根源看现实的渊源,故不少人认为地方志书就是史书。但是细想一下,志书并不是纯粹的史书,因为志书的最终目标还是反映现实。这样,志书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似乎就有一种说不清的关系,如何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