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里 一个遥远的瓷茶仙境

瑶里,古名“窑里”,属于江西省景德镇市的浮梁县。远在唐代中叶,这里就有生产陶瓷的手工业作坊,因瓷窑出名而得名。瑶里境内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素有“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称。瓷都景德镇早已誉满全球,而相距景德镇约60公里的瑶里,知名度却不高。其实,它是瓷都景德镇的主要发祥地,瑶里的高岭是闻名世界的陶瓷圣地“高岭土”的命名地。     

江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盐分来源探讨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表面聚集了大量的须状结晶物和白色致密膜状物质。在须状结晶物区域,土体表面出现了严重的疏松现象;而在白色致密膜状物质区域,土体表面未见明显的疏松现象。经检测分析,须状结晶物主要为硫酸镁的水合物,而白色致密膜状物质主要为硫酸钙的水合物。遗址表面的高盐分严重威胁着遗址的安全,因此,需要研究清楚盐分来源,以便为下一步的保护提供理论基础。研究表明,硫酸镁盐在吸失水过程中发生巨大的体积变化,是遗址岩、土体不断疏松劣化的主要原因。通过对遗址介质的可溶盐检测分析,查明盐分主要为酿酒生产过程中形成,从而为后续保护方法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赤峰市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遗址作坊区发掘简报

二道井子遗址作坊区位于居址区南部,与该遗址的墓葬区共处于同一坡地之上,但与墓葬区以沟和空地相分隔,相对独立,区域内发现有烧制陶器的窑址、不同于居住区的特殊灰坑,有淘洗陶泥及储泥的各类遗存。从分布的区域、规模及发现的陶窑、制作陶器的一系列遗存、临时居住的小型半地穴式房屋等遗存状况来看,应属该遗址的制陶作坊区。其发现对二道井子遗址聚落的制陶生产有了基本了解,也表明制陶业在当时聚落中的重要性。同时为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作坊分布、规划以及制陶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证据。其与中原及周边地区制陶作坊的异同也体现了各区域文化、技术的广泛交流。     

再也吃不到这么香的油了

2010年夏末,在木匠邹许清师傅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湖南隆回县岩口镇温里村一个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已被淘汰了的木柱式榨油作坊前,这家作坊坐落在九龙山脚下、一条水源较好的圳旁,作坊的主人罗道宗已去世多年,他的后人都不干这活了。尽管安放榨油机的那间土砖作坊已经垮塌,碾磨原料的工具已经残缺不全,但那台木柱式的榨油机还基本保持了原貌。     

创造深情的色彩和滋味——日喀则民族手工业纪行

过去,日喀则民族手工业的生产形式主要以个体家庭作坊为主,除个别专业匠户外,基本上属于家庭副业,生产工具和厂房设备等都十分简陋,加之旧西藏地方政府对发展手工业生产,不但在原材料、资金、技术和产品销售等方面不予重视支持,还将过重的税赋加在手工业者的身上,把手工业视为最卑贱的职业,     

从绍兴传世的尚方御镜试探新朝山阴的尚方铸镜作坊

绍兴地区有传世的6面"尚方御镜",其制作年代约在西汉晚期至新朝时期。根据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尚方御镜"的比较分析,发现其在铭文、内容及纹饰上均存在着显著区别,这可能与语言、习俗等地区文化的差异有关。再结合绍兴出土汉代铜镜中的铭文等相关资料,认为传世的"尚方御镜"应为本地铸器,并在此基础上推测新朝山阴一带设有尚方铸镜作坊的可能性。     

郑州商城制陶作坊的年代

以往一般认为郑州商城制陶作坊的使用年代为商代二里岗下层二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但通过考古发掘资料的检索与分析,该制陶作坊遗址中包含有二里岗下层一期至二里岗上层一期的制陶文化遗存.从这些文化遗存来看,二里岗下层一期该制陶作坊已经兴建并开始使用,二里岗下层二期生产规模进一步发展,二里岗上层一期进入繁荣期.目前的考古发掘没有发现二里岗上层二期的文化遗存,可能此时该制陶作坊生产规模缩小,亦可能已经废弃.     

周庄作坊,渐行渐远的农耕记忆

<正>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载满舱满怀少年十七的梦想充满希望的启航,启航……漫步在午后懒洋洋的周庄小巷贞丰街,突然传来张明敏的歌声,深情款款的演绎,倏然将我拉回意气风发的学生时代     

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

陶瓷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发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古代文明、不同文明传统内部之大小不等的地域性文化,都拥有差异程度不等的陶瓷文化,因此陶瓷史成为考古学上研究人类文化史、族群谱系关系史的最重要指示物,成为考古学上重建历史的最重要依据之一。陶瓷考古的研究内容是多方面的,民族考古向来是陶瓷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外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都予以重视。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考古学者主要在西南开展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著名的有李仰松先生关于云南佤族、傣族、彝族及海南黎族原始制陶工艺的调查,并结合仰韶文化的制陶工具发现,研究史前时代的制陶技术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是制陶工艺之民族考古调查研究的奠基。此外,宋兆麟、黄展岳、杨原、张季、林声等人分别对贵州苗族、云南傣族、云南元谋汉族等原始制陶的调查研究,也都是这方面重要的成果。除了技术史的调研外,还有人作文化史的民族考古研究,我曾探讨过台湾高山族民族志中的原始陶器群与闽台史前文化间的源流关系。伴随着考古学的自身发展与完善,陶瓷史的民族考古学研究还可拓展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和空间。本期收入的三篇文章,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从调研内容看,传统的调研几乎都集中于原始制陶,对陶瓷史上晚近历史时期的窑业技术史缺乏民族志的类比。东南地区是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重镇、龙窑技术的中心之一,在世界陶瓷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东南龙窑技术源远流长,但龙窑技术史的复原研究主要是通过东南各省地下埋藏的唐、宋、元、明等历代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展开,闽浙各省山地社会中若干年前仍旧青烟缭绕的龙窑工场,长期未能引起学者的注意。福建博物院羊泽林、栗建安、厦门市博物馆宋蓬勃、陈建国先生合作的《东南龙窑技术的历史记忆——厦门同安坑仔口现代陶窑调查》,独辟蹊径,首次披露了一处闽南现代龙窑的形态与结构,将一处近年刚刚停烧的现代龙窑的"准民族志"资料展现在研究者面前,必将引起窑业技术史学者、陶瓷史学者的一阵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