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历史

正时间是历史的母体,但并非所有的时间都能与历史并行。当历史因价值观以及审美趣味抑或生活方式对时间进行选择时,时间才会获得有意味的历史存在的形式,历史是对时间有选择性的     

四川藏区的唐卡艺术及其保护与传承

唐卡（藏语音译）,西藏绘画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用纸（布、丝绸）作底,以彩缎镶边装裱而成的彩色卷轴画,可随意移动,便于收藏。它以自身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华民族的艺术花苑中独树一帜,其精湛的工艺和神话般动人的画面更是享誉世界。     

文化寻根 永不止步的旅程

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记录珍贵的民族记忆,唤起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和自觉意识,BMW秉承“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的理念,于2007年正式发起“BMW中国文化之旅”系列活动。     

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日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日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朝贡制度的理论渊源与时代特征

朝贡制度曾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源自先秦的华夏中心意识、大一统理念及“事大字小”的交邻之道虽为朝贡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朝贡制度如何实施并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则与当时局势和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因此,朝贡制度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     

修志强化主体意识之我见

当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沁园春&;#183;雪》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反响。身居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曾急不可耐地给一批秀才下令一定要写出赶上或超过毛泽东这篇诗词的佳作。结果,写了一篇又一篇终难如愿。蒋先生把他的大笔杆子陈布雷找来责问：为什么就写不出那么好的东西来？陈布雷答曰：“文以识为本”。意思是说我们没有人家那么高的认识境界,怎么能写出赶上人家的东西呢？     

用创新的意识编写好续志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编修地方志也是同样。在社会主义的首轮修志中,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创新,如在修志的格局上,创造了一种“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众手成志”的模式;在体例上,设立概述和把地位特别重要具有地方特色的事物进行升格处理;在志书应用功能的开发上,编制了索引;在质量的把握上,创造了一种有领导、方志专家学者和熟悉地情资料的老同志参加的审稿会等等。但是,创新永无止境。新的时代要求新一轮修志要在总结经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解放思想,锐意创新。本文结合《龙岩市志》编写的实践,谈谈地方志在篇目设置、组稿方式创新方面的尝试,以求教于方志界同仁。     

体用本末之间:中国近现代的民族主义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定义异常复杂,以至于以研究民族主义著称的休·赛顿—华生写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而民族主     

怎样化解我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

所谓化民族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在化上的表现。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化传统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化当然最有资格表现出民族主义的倾向,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前后期不同,表现的形式也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