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曾侯”铭文铜器分组论叶家山侯级大墓的排序

本文对叶家山墓地出土的“曾侯”铜器按照铭文内容、字体进行了分组研究,指出大部分仅署名“曾侯”而未具私名的铜器,实际上为曾侯犺所作,墓地所出的“曾侯”铭文铜器中根本无法找到所谓的“未具私名的曾侯”,因此墓地仅有曾侯犺、曾侯谏两位曾侯,三座侯级大墓的早晚关系为M111（曾侯犺墓）→M28（曾侯谏墓）→M65（非曾侯墓）。     

翼城大河口M2002出土铜器铭文读释

大河口M2002所出格(霸)仲诸器的时代为穆王前期,诸器铭文或相同,或密切相关,应系同时所作;格仲鼎、簋记事,与M1017出土霸伯盘所记霸伯搏戎之事密切相关;墓葬年代与M1017相当,为穆王前期;墓主据所出铜器铭文可判定为格仲,名气,与霸伯尚系兄弟,昭穆时人;M1和M1017所出霸仲诸器的霸仲与其系祖孙或父子关系。气盘、盉铭文记小宗格仲(气)因侵占大宗和国君霸伯尚之妻霸姬的仆驭臣妾被告至穆公处,铭文所记矛盾处理方式,与横水倗国墓地所出肃卣铭文相类,为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管理模式、司法制度乃至所有制关系等,皆提供了重要的新信息。     

战国彩绘铜镜探析

战国时期,已出现镜背上带有颜料绘制纹饰的铜镜,本文将其称作彩绘铜镜。目前发现的战国彩绘铜镜多出土于齐、楚和东周王城洛阳的贵族墓葬内,集中于战国中期,战国晚期渐逐衰落,西汉已极少发现,形制、纹饰、工艺既有共性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彩绘铜镜的纹饰有明显的选择性,意在强化辟邪禳灾的功效,反映了灵魂不灭的普遍宇宙观,与战国中后期阴阳家、道家、宗教巫术和神仙方术在齐、楚等地盛行相关。     

西汉神人禽兽纹镜上的猪象之辨

2012年仲秋之际,中国铜镜研究会会员青峰泉、三镜堂与深圳博物馆联合主办了铜镜精品展,并出了铜镜集《镜涵春秋》一书①。洋洋大观,精品纷呈。其中引人入胜、回味无穷的镜子琳琅满目,赏阅后感触颇丰。现先择出一面058号神人禽鸟纹镜（图1）,谈些个人之见,与诸镜友共赏析（以下简称58号镜）。该镜15.8厘米,头版品相佳,用娴熟老道的西汉线描工艺,刻绘出龙、凤、牛、羊、猪、鸡大小几十个动物,神态各异且个个栩栩如生。文字说明对其中一组纹饰作了重点介绍,照录如下：＂其间有一纹饰场景特别有趣：猪在中间,硕大滚肥,一人在后,一手执猪0     

浅谈明伯牙鼓琴纹铜镜的历史价值

平凉市博物馆馆藏有一面明代的伯牙鼓琴纹铜镜,该铜镜选材独特,制作精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宝。它的来源可以充分反映出20世纪60～80年代平凉人民的生活状况;它本身的特点印证了明代铜镜的发展并且反映了明代的风俗风貌;它的故事内容诠释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发达之盛况。这面铜镜非凡的历史价值,值得我们去解读研究。     

四川出土铜镜概述

四川地区的出土铜镜从战国至明代的均有发现,各阶段铜镜的时代特征明显,与中原地区发展基本同步.战国时期,四川地区应已初步掌握了铸造铜镜的技术,东汉时期的广汉已是著名的冶铜之地,出现了铸镜业,铸造的铜镜甚至开始向外销售.唐宋时期,铜镜发展最为繁荣、鼎盛;明末清初,随着玻璃镜的普遍使用,青铜镜最终被玻璃镜所取代,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金代铜镜两个问题的探讨

<正>金代铜镜上的刻款和铸款为其独有特征之一。金代禁铜时间较长,期间统治者对禁铜、铸镜政策的变化以及铸镜业发展阶段的不同,必然造成刻记和铸款之间时代性和阶段性的差异。金代自制纹饰镜集中体现了本朝铸镜工艺水平和民族时代风格,结合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以金代自制镜类型与纹饰发展演变的轨迹为主线,本文将金自制镜分为空白期、产生期、全盛期、衰败期四个发展阶段。一、金代铜镜刻记与铸款的时代性与阶段性     

论早期铜镜

本文通过对考古发现的齐家文化、商代、西周、春秋早期铜镜的系统整理分析,探讨了我国早期铜镜的起源地、定名、类型及相关问题,进而论证了我国早期铜镜的几个特点.     

青铜器“麦尊”与邢国始封──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一

西周青铜器“麦尊”铭,涉及到邢国的“始封”,老一辈金学家郭沫若《两周金辞大系考释》、刘节《古邢国考》与《麦氏四器考》、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33、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铜器铭刻》与《西周青铜器铭分代史征》以及近人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李学勤先生《麦尊与邢国的初封》、王冠英先生《关于西周青铜邢器的铸造工艺》、李先登先生《邢国青铜器的初步分析》等,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着重对此器有关邢国“始封”的铭进行了考释,并结合有关铭资料和献记载,就邢国“始封”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考述。     

汉代铜器铭文著录与研究历史的回顾

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开始于宋代,但一直到清代,学者们的努力还主要集中在铭文的著录上,研究的成分很少。民国时期容庚《汉金文录》与《金文续编》问世,标志着汉代铜器铭文的著录与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建国后,一批批汉代有铭铜器陆续出土并公布于世,一些学者如陈直、李学勤、裘锡圭、丘光明等从不同角度对汉代铜器铭文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全面的著录性著作,也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在铭文的释文、断句、注释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某些研究结论还缺乏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