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封告成春秋郑国贵族墓研究

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友掘出土5座春秋时期贵族墓葬,其中2座墓内出土的青铜器铸有铭文,它不仅对该墓葬群时代断定、对墓主人的身份以及春秋时期郑国历史的了解有较大帮助,而且依据史料进行观察与研究后.认为该墓葬群可能与郑国初期公叔段的墓葬群有关。     

铸为明镜绝尘埃 翡翠窗前挂玉台——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馆藏铜镜精品赏析

在古代众多生活用品中,铜镜凭借华丽的纹饰和高超的制作工艺脱颖而出。历朝历代的铜镜都各具特色,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审美趣味。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藏有为数不少的唐宋铜镜,具有代表性,文章对此进行介绍。认识铜镜、探索铜镜,不仅能研究文物及文化,更能寻觅中华艺术之美。     

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五凤元年铜带钩初探

河北石家庄肖家营汉墓M2出土一件纪年为五凤元年的铭文铜带钩,殊为珍贵。文章将该铜带钩的制作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前57）时期,使用年代判定为西汉宣帝至东汉明帝时期;随后对铜带钩的铭文进行补释,并在此基础上对铭文中的“辟邪”“辟兵”“除殃”等思想观念进行深入解读;最后,通过对铜带钩羽人、兽面纹饰的解读,对铜带钩性质做进一步判断,认为墓主人佩戴此带钩,具有强烈的长生不死、辟邪除殃的意愿。     

“中山三器”代表的文化同化

“中山三器”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三件代表性青铜器,分别为中山王舋鼎、中山王方壶、中山妾次圆壶。“中山三器”的器型构造独具艺术特征,既带有中原审美的特点,又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民族融合之特征。其上的长篇铭文,承载了中原的儒学思想与天道观念。“中山三器”的器物特征及其所刻铭文反映了鲜虞白狄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产生的同化,代表了北地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堪称我国青铜器珍宝。     

唐代“失背镜”相关问题初探

“失背镜”特指唐代金、银背镜在镜背金、银壳脱失后留存的铜镜本体。本文通过对“失背镜”本体的观察认为,其镜背的特殊符号与痕迹说明金、银背镜的铜质镜体与金、银质镜背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异地制作后组装而成。金、银背镜的安装方式为物理嵌合,不使用大漆,镜背符号的作用主要是为嵌合提供对位指示。研究与理解金、银背镜需要有金银器与铜镜的双重视角,一方面需要以金银器研究的视角理解金、银背镜在使用与管理过程中比照金银器管理的史实,另一方面对于金、银背镜最终衰落的原因,要从铜镜审美风尚转变的角度理解。     

东汉临为父作封刻石考述

临为父作封刻石刻于东汉延熹六年（163）,清宣统元年（1909）由罗正钧收入山东图书馆（今山东省图书馆）附设的金石保存所,新中国成立后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今山东博物馆）收藏至今。该刻石为东汉著名碑刻,被诸多金石研究者所重视,但仔细对比原石、拓片,发现以往著录多对其铭文释读不全或误释,或囿于仅见拓本未见原石而对刻石的定性不一。在对刻铭文字进行隶定的基础上,据其形制及铭文内容,可认为该石非墓中石刻,应为墓上祠堂建筑刻石。     

朔州出土金代墓志

1983年山西朔州城区修筑通往南河槽的地下污水道，在南关外瓦瓷地挖出一座金代砖券石棺墓。石棺为细白沙石雕成，长120、宽80、外高50厘米，棺盖厚10厘米。棺内只留骨灰，出土铜镜和正隆元宝铜钱约十多斤，均被当时挖土方工人卖到城关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唯有墓志一方仍在石棺外不远处泥土里掩埋着，半块外露，清理出来尚完好。该墓志为石灰岩质，长40、宽36、厚10厘米。四边不整，一面磨光，镌刻楷书18行，共319字(图一)。墓志铭全文如下：     

新发现的古代瓷器铭文款识考辨

文章对" 色瓶"、" 公用"等几款新发现的古代瓷器铭文作了分析和考证,为中国瓷器发展史补充了珍贵的资料。     

《鱼鼎匕》铭文有关器名性质新释

《鱼鼎匕》为罗振玉旧藏,曾著录于罗氏《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八第30页(为罗氏摹刻本),现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第三册第223、224页,内容包括考古所拓本、罗氏摹本和罗氏摹刻本三种。《集成》定《鱼鼎匕》为战国器。此器传出山西浑源,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集成》所录考古所拓本正面文字几乎看不见,但有     

出土文献中的战国名将李牧

说到战国时期的名将,大家一定会想起赵国的廉颇和李牧。这两位大将在当时和后代都很有名,古书合称"颇牧","颇牧"后来甚至成了名将的代称。他们的事迹,在传世文献中主要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出土文献特别是战国兵器铭文中,有时也能够见到一些与这两位名将有关的记载。据学者研究,廉颇的名字已经在战国兵器铭文中出现,原作"波"即"埶波",是"廉颇"的通假写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