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盒缘

在我的案头有一只11厘米见方,3．5厘米高的锈迹斑斑的青铜墨盒。这是先父遗赠给我的纪念物。墨盒的正面有小楷刻写的志铭;背后有“北京瑞珍”的印模。正面写的是。     

唐代鎏金铜天王像的保护与研究

依据现代科学检测方法,对唐代鎏金铜天王像不同部位的锈蚀产物进行了系统分析。运用软硬酸碱之间相互反应规律的理论,制定了以EDTA为主的配位体参加除锈反应的方案。综合多年的工作经验,找出络合反应中的最佳反应条件,从理论和实践中总结出较为可行的鎏金器物保护方法。     

五种含氯铜合金腐蚀产物的拉曼光谱及扫描电镜的分析研究

为深入研究五种含氯铜合金腐蚀产物(氯铜矿、斜氯铜矿、羟氯铜矿、氯磷钠铜石和铜氯矾)的拉曼光谱图,进一步补充金属锈蚀物的拉曼光谱库,采集不同考古来源的铜合金上腐蚀产物的拉曼光谱,并结合扫描电镜观察了腐蚀产物的形貌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氯铜矿、斜氯铜矿和羟氯铜矿3个同分异构体的拉曼光谱并不相同:氯铜矿和斜氯铜矿较为常见,且经常混合在一起;羟氯铜矿不稳定,非常少见,一般与其他两种混合在一起。扫描电镜观察氯铜矿主要为粒状形貌,同时也发现有葡萄状、皮壳状、钟乳状等形貌;羟氯铜矿因少见,目前只观察到板状形貌。氯磷钠铜石腐蚀产物较厚且疏松柔软,常发现于干旱地区有动物或人遗骸墓葬的出土器物上,扫描电镜观察呈花瓣形状的蓓蕾形貌。铜氯矾更为少见,笔者目前只在2件器物上发现。同时对5种腐蚀产物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讨论。     

马超飞鹰——国宝铜奔马新名称考证

1969年秋,甘肃河西地区武威雷台发现了汉将军墓,次年将墓藏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运往甘肃省博物馆。该馆接收时,将其中的稀世国宝铜奔马蹄踏飞鸟铸像以"马踏飞燕"的名称登记收藏。后来考古学者发现铜奔马蹄下之鸟并非燕,故1971年在北京及以后在国内外多次展出中改名为"铜奔马"。20世纪70～80年代,我国学者根据各自的见解对该国宝的名称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提出若干不同的名称,但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经对各方面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认为铜奔马蹄下之鸟并非燕,极可能是鹰或鹞,"铜奔马"名称有马无鸟,不能矫正"马踏飞燕"名称的偏颇,也无法阻止错误名称的传播。为此,建议将"铜奔马"、"马踏飞燕"正名为"马超飞鹰",以便更贴切地反映当时艺术家的创作本意,显现出奇妙的艺术造型与构思,保持国宝名称的真实性与庄严性。     

铜熨斗的研究与修复——以金代铜熨斗为例

文章主要介绍了一件金代铜熨斗的陈列性修复过程。修复前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其成分进行分析,并进行了病害分析、病害图绘制,详细阐述了修复过程中清理除锈、粘贴配补、作色做旧等步骤,并将修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记录下来。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鸡考

本文对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鸡的造型及发现手法作了分析,着重考证了古蜀人的“鸡崇祥”观念和精神信仰,认为其应是具有埋于祭祀坑、祭天、祀春以勾通天地人神等文化功能的彝器,系古蜀王的宇宙重器。     

“十九年蜀守斯离”考

咸阳坡刘战国中晚期贵族墓M3中出土1件"十九年蜀守斯离"刻铭铜鉴,为昭襄王时期蜀地制造的器物。督造者斯离见于《史记》记载,本文分析认为斯离为郡尉或都尉之职、高于五大夫之爵,并率军参加了伐齐战争。结合墓葬信息初步判断该墓主有可能即为斯离本人。     

西周初期墓葬铜礼器器用区位研究——以随州叶家山为中心

随葬礼器在墓中的区位特征对于判断随葬品的性质与用途,探求墓葬器用观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随州叶家山、宝鸡石鼓山墓地可分别作为西周初期诸侯国与王畿地区随葬青铜礼器组合的特点的代表。结合过去发现的同时期墓葬资料可以发现早在西周初期周人已建立起一套较完备的以食器为中心的器用组合关系。就其在墓葬中的区位而言,存在着(1)按大类分置;(2)食、酒水器分置;(3)酒水器聚置,食器分置于酒、水器两端等三种情形,前两种体现出周人重食的文化特征,后一种强调酒器似与周初西迁的殷遗民有关。     

“铺首”“鈇钺”“鈇锧”新释——兼论金属铜的名称嬗变

本文基于金文中金属名称的考释研究,推断传世文献中的"铺首""鈇钺""鈇锧"以及楚简中的"鈇首"均为偏正式名词,其中的"铺"和"鈇"实际上是金文多见的铜的古称""的借字。战国中晚期,随着金属铜的新名称"铜"的出现和流行,金属铜的古称""及其借字"铺"和"鈇"等都逐步消失,只在个别名词中孑遗。""的借字"铺"和"鈇"的原始含义被遗忘,在战国以后逐渐转变为指称器物的个体名词。     

清代前期的中铎与禁教中天主教的延续

中铎是指中国本土传教士。西洋传教士要把天主教输入中国,深知必须有土著人员的配合,因而重视中国神职人员的培养。如在中国本土开办初修院,在意大利开办中国学院,招收中国青少年信徒。中国教徒中的执着者,在洋教士的资助下进入澳门、周边国家地区和西欧各类教会学校,学习神学,成为修士、神父。教会与信徒两种力量结合,造就了中国神职人员。在清代前期的禁教环境下,中铎协助潜匿、潜入的西洋传教士在广东、福建、江苏、直隶、湖南、湖北、江西、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奉天等教区持续活动,延续了中国教徒的宗教生活,以至发展新教徒,使得中国天主教不绝如缕。从法显、玄奘到清朝前期郑玛诺、殷若望、杨执德等人的留学经历可知,中国早期的留学生均是以学习宗教神学为目的,亦是民间自发进行的,这种现象值得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