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南阳李八庙春秋楚墓清理简报

2004年,在河南南阳市李八庙发现了一座春秋中晚期墓。此墓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铜礼器有7件,包括鼎、浴缶、甗、盘、匝和盏。铜鼎M1:1上的铭文自称"番子",发掘者推测"番子"并非此墓的主人,应是番国的国君,墓主人是楚国贵族。此鼎可能是番国国君赠予墓主人的礼物,也可能是战利品。番子鼎的发现为研究古代番国的历史和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南越王墓出土秦代“西共”银洗及相关问题

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后藏室中出土一件银洗,银洗口沿的正、背面刻有铭文,内有"西共"字样。作者认为,从其刻辞的内容和计量单位看,这件银洗当为秦器,是秦代沿用至西汉的器物,原本是西县共厨的器物,后来流散到各地。西县大约在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的礼县、西和县一带。共厨是秦代的一种职官,负责皇帝郊祀时所用的厨具和食物等。     

一部填补民间铜镜收藏空白的力作——浅议《中原藏镜聚英》

<正>201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原藏镜聚英》全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河南民间铜镜收藏的丰硕成果,此书共征集了150面中国历朝历代珍、稀、精、罕的铜镜,全面表现出中国4000年古铜镜文化与河南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是迄今为止,能弘扬博大精深的河南铜镜文化最全面的实物资料。《中原藏镜聚英》全彩精装,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宝应军”铭文砖的发现及宝应置军史考

1963年,退休干部蔡家驹先生于江苏宝应县原天平乡吉乐村某窑厂发现一块带有＂宝应军＂铭文字样的残砖（微残）,现藏于宝应县博物馆。①此砖长29、宽9.8、厚6.7厘米。在砖一头顶端部阳文楷书＂宝应军＂三字,右向横书。此砖铭文不仅佐证了＂宝应军＂设置的历史,也为研究宝应在当时的战略地位提供了实物资料。     

西汉蟠螭纹铭文镜研究——汉字避讳、隶变刍议

一．概述 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国铜镜兴盛于战国、繁荣于两汉、辉煌于隋唐。带地纹的蟠螭纹铭文镜是中国最早的铭文镜。估计其问世年代,起始在汉惠帝末年,终止于汉武帝早期,     

广州宋代修城铭文砖数种考

宋代是广州城市建设史上的重要时期,拓展城池,修筑墙垣,其次数之多与规模之大,均远超前代,奠定了后世广州城的基本格局。广州是南方重镇,负山带海,人口众多,商贸发达,向为国家财赋所倚重者,故于其城坊经营建设颇为重视。关于宋代广州城建之文献资料相对较多,考古发掘成果亦复不少,广州博物馆藏有考古所得广州修城铭文砖数种,是研究宋代广州城建之珍贵实物,兹试考略,以资参鉴。     

安阳曹操高陵出土石刻铭文的几个问题

安阳曹操高陵出土随葬品中有带"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刻铭的石牌,以及记载随葬品数量名称的"遣策".本文对这两种石牌的刻铭和圭、壁的用途、冥币的使用,以及随葬香囊是否与曹操颁布的遗令相矛盾等进行初步探讨.     

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漆器考议

临沂洗砚池晋墓是近年山东地区汉晋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在大量的珍贵文物中,漆器显得尤为受人关注.本文结合考古资料,对这批漆器的器形种类、制作工艺、铭文以及产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汉金文“杜宜”考识——兼谈汉代铜器铭文的宫名“省写”现象

容庚《汉金文录》卷一著录有两件汉代“杜鼎”,两鼎器盖各有两组刻铭,现将两鼎器盖铭文转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