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兼谈釦器及其起源问题

商、西周铜木复合胎漆器,在青铜时代大背景下具有特别意义。据现有资料,其始于商末,延续使用至春秋早期,当时既是铜礼器的替代物,也用于日常生活。它们的出现,最主要的目的是节省珍贵的铜料。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釦器,在制作手法上承继了商、西周以来的铜木复合胎工艺,两者关系密切,但它们在形制、功能等方面区别明显,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     

盐源县文管所藏“秦代篆书铜锭”为新莽衡杆考

盐源县文管所藏“秦代篆书铜锭”系红铜铸造,形制为横扁长条形,边缘平直。器表残存铭文3行,每行4字,为直书左行,完整内容推测为“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享传亿年”。从铭文内容、器物尺寸等判断,盐源“铜锭”应为新莽时期铜衡杆残件,推测该物具体位于完整衡杆的左臂,可能为“斤、钧、石之锤之衡”。该器性质与年代的重新确认表明四川地区新莽时期具有明确度量衡诏书铭文实物,填补了四川地区新莽时期“同律度量衡”诏书铭文实物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古代度量衡历史研究的内涵。     

晚期巴蜀文化的地区之别——以四川盆地战国时期铜璜形饰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盆地战国至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铜璜形饰与其他地区表现出大体同步的发展趋势。借鉴了广义中原文化体系中的铜璜形饰,但加上具有地区性特点的纹饰,甚至其形制亦被纳入巴蜀符号体系,使得四川盆地已发现的多数铜璜形饰都可以归入巴蜀系铜器范畴。这充分体现了巴蜀地区在物质文化交流上的超强吸纳与融合能力。因地理环境及对外交流上具有不同特点,成都平原和渝东地区在铜璜形饰的使用种类上也存在一定差异。西汉中晚期以后铜两头动物形饰的流行区域仅限于渝东区域,再一次说明了两地在丧葬习俗和文化发展特点上的差异始终存在,这也是巴蜀文化地区差异的缩影。     

三星堆二号坑铜鸡杂考

1986年三星堆二号坑出土一件铜鸡（如图，报告编号为K2③：107），体长11．7厘米，通高14．2厘米；造型与现在常见的红公鸡没有多大区别，令人一望而知。铜鸡站立在2．5厘米见方的方座（已残断）上，推想下边应当有长杆或其它构件来支承，使之高高在上。     

中国银行外汇兑换券的来龙去脉

1980年,时值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发行了外汇兑换券。发行外汇兑换券是为了适应当时对外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和发展旅游事业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的外汇管理,禁止外币在国内市场上的计价流通,维护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而采取的一项措施。经国务院授权,     

再谈宋元通宝“铁母”与“铁范铜”——兼与宋康年先生商榷

自从拙作《试论宋元通宝“铁母”与“铁范铜”》在《安徽钱币》1994年第一期争鸣论坛栏目发表后,引起不同反映,这也符合笔的初衰,希望泉界朋友共同探讨这个尚未达成共识的课题。     

浅谈铜炉的把玩和保养

每收到一只自己喜欢的钶司香炉,如果有锈垢,汕污或烟灰垢,应先进行处理,再进一步研讨。收集到一一定数镜的铜炉,应进行分类。根据款字可分为宣德款和私款两犬类,宜德款可细分为一字款、二孛款、三字款、四字歉。     

释楚郾客铜量中的“故”字

本文通过将郾客铜量与楚简文字对比,认为郾客铜量中的"■"字当隶定为"■",读为"故",并将包山68号简释为"耆州"的"耆"字改释为"■",此字可能为楚文字中"故"的专字,进而对郾客铜量铭文中仍存在的问题加以探讨,以待考古学的进一步求证。     

浅说元代铜权

度量衡是人们对客观物体进行评价的手段之一,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对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众所周知,自秦统一六国以后,我国古代的度量衡制度的发展基本是统一的。     

龙腾金源

金上京地区出土以龙纹为图案的金代文物较多,其龙纹的使用范围也比较广,1956年在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铜坐龙,则是其中的代表。经与国内各地出土的坐龙相比较,阐述坐龙的功用以及在现代的代表意义。